王柏栋还把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运用于实际工作中，与龙驹寨开明人士王佑卿、王建三、陈知礼，进步知识分子刘筱斋、宋昌艺等建立起统战关系，争取地方武装势力，促进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使各界爱国人士积极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商县启化小学校长仇少珊创办起抗日座谈会，报告时事政治，筹办了夜校、歌咏队，并把阅报室扩大到丹凤。国民党爱国军官王治秋成为中国共产党最好的朋友，曾奉王柏栋指示，到豫鄂陕边一带从事统战工作。预备一师营长刘远峰在王柏栋身处危境之时，竭尽全力进行保护。开展抗日募捐运动中，各界人士捐献了大批钱和衣物等，仇少珊一次捐献银元50块，这批钱和物，有力地支援了对日作战。1938年3月29日，伪商县六、七两区保安中队长、顽固派冯麟生破坏抗日，置国难而不顾，唆使挑拨驻军暂编骑兵第一师收缴了王伯栋工作的重要基地——商洛镇联100余支枪。王柏栋立即召开党的会议，很快组织了1000多人的“商洛联民众请愿团”，与驻军谈判交涉，说服驻军如数归还抗日枪支，极大鼓舞了民众抗日的勇气，使党完全控制了这支武装。1938年4月，正当商洛抗日救亡运动不断深入、蓬勃开展之际，汉奸组织“黑煞道”阴谋在商县的大荆、夜村、板面河、龙驹寨、红岩沟、涌峪等地全面发动暴乱。王柏栋根据省委指示，与商县各地方武装联系，并做驻军的工作，使龙驹寨驻军师长马彪和商县夜村地方武装头目刘松林率部一举歼灭了汉奸组织“黑煞道”的暴乱，保卫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顺利开展。随后，为了进一步争取驻军坚持抗战，商洛工委在商洛镇发起为驻军募捐慰问品、组织慰问团活动。王柏栋亲自印发传单、标语，带领三四千民众到龙驹寨慰劳驻军。在慰劳和军民联欢大会上，王柏栋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演说，晓以民族大义，号召军民联合起来一致抗日，进一步加强了军民团结，巩固了民族抗日统一战线。
正当王柏栋在商洛点燃的抗日烽火熊熊燃烧的时刻，破坏抗日的国民党第四区专员温良儒指示顽固派龙驹寨保安中队长冯麟生买通土匪曹老五，于1938年7月25日暗杀了王柏栋。彭一民接任中共商洛工委书记，继续投入抗日救亡运动，不断发展壮大抗日救亡队伍。1938年，周宝航与从吴堡青训班学习归来的杜景在丹凤武关活动4个月，向社会各界大张旗鼓地宣传党的抗日救亡政策，还培养发展了抗日积极分子，吸收了田爵录、田锡珍等3名共产党员，建立了武关党小组，周宝航兼任小组长。周文斌、米信公等同志利用当地正月十三的“老爷会”(亦称弟兄会)，组织成立了“中山会”(亦称至圣会)。1939年古历正月十三，举行了一次有20多名共产党员、民先队员和抗日积极分子参加的中山会，工委成员周文斌等作了宣传讲课，特别是雷振杰用自己在抗大学习时的所见所闻，深入浅出地宣传讲演，影响很大。1938年10月，工委还将200余名民先队员编为4个中队。这些共产党员和民先队员是中国共产党在商洛山区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中流砥柱，推动着商洛地区抗日救亡运动深入持久、波澜壮阔地向前发展。
中共商洛工委于1939年7月4日一举击毙了破坏抗日救亡运动、暗杀王柏栋的主犯之一——茶房联常备队队长谢孝廉，创建了共产党领导下的商洛第一支抗日武装。这一震憾商洛山区的武装行动，鼓舞了爱国青年和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积极性。他们活动在商山南北，丹江两岸，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利用统战关系做国民党洛南县保安团副团长石百勋的工作，动员石为抗日资助枪支，以便组织抗日游击武装。1940年6月23日，巩德芳和薛兴军又领导和歼灭了龙驹寨保安队以及反共分子保安中队长冯麟生，这就是商洛有名的“四方岭截击战”。据1944年11月16日省委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有周文斌、王柏梁、刘福慧、刘福伟等14人被捕，先后有蔡生成、孙有启、庞忠平、张广兴、雷振杰、王士哲、王连成、巩德胜等被敌杀害。他们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托派亲日派作坚决的斗争，他们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的精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