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部分队员 前排右为吕英杰
西北青年抗日前线救护队部分队员 后排左起翟碧文 吕英杰 胡秀英
●记者 吉文艳 李 敏 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上，有这样一对兄妹，他们弃职从军，自愿奔赴前线，出生入死，救死扶伤。他们就是洛南籍的吕书林与吕英杰。在全国上下隆重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之际，记者对他们的后人进行了采访，也一起了解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他们为国家和民族所作出的巨大贡献。
■兄妹携手上前线
生于上世纪二十年代的吕书林与妹妹吕英杰，是洛南县保安街人。父亲吕彦启信奉基督教，又颇懂医术，一直在洛南布道劝善，行医济世，扶危救困，颇受乡邻的爱戴。父亲的这些举动，也深深地影响着兄妹两人，使他们从小便受到宗教与医学的熏陶。
十几岁时，吕书林就和妹妹吕英杰一起前往西安学习医学并从事医务工作。“我舅舅在西安广仁医院，我母亲在省立医院。”吕英杰的女儿王宪琴听母亲说过，当时医院的学生主要是社会上的穷苦人，因此都是一边学习一边侍候病人。
1937年7月7日夜，日本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卢沟桥事变”，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事变发生后，从山西中条山、河北古北口、东陵沟、卢沟桥、张家口等地辗转运送到西安的伤病员与日俱增，各个医院的楼里楼外、台阶过道到处都是亟待救治的伤病员。看到战士们为保家卫国而缺胳膊断腿、腹部被刺刀戳穿甚至肠子都流出来却得不到及时救治，吕书林的心如刀绞般难过，只能暗自拿着药品、纱布等，与同学前往伤员聚集的八仙庵，给伤员喂饭、换药、洗衣服、代写家信。亲眼目睹伤员的痛苦情形，再听他们诉说抗日前线的战况及日寇烧杀抢掠的残暴罪行后，这些热血青年们义愤填膺，再也不能安心在校学习，一心想到抗日前线去杀敌。恰好在此时，同为洛南乡党、在西安同仁医院中正街分诊所从医的罗锦文发起了组建救护队上前线的倡议，兄妹俩毫不犹豫地报了名。“舅舅当时有意考验母亲的决心，就说了前线的艰苦与危险，问我母亲怕不怕，我母亲很坚决地说不怕，兄妹俩就这样作了上前线的决定。”王宪琴说，那个时候舅舅21岁，母亲才刚刚17岁。
■翻院墙踏上革命路
距离约定去前线的日子越来越近，却不知怎么被学校知道了。“听我母亲讲，学校为了阻挠他们关了校门，门房也增加了值班人员，本校师生只准进不准出，要从大门出去是很困难的，她和同学们急得抓耳挠腮，最后没办法，只能一个人踩着一个人的肩膀从院墙翻出去。”王宪琴回忆道，母亲一直记得最后剩下的同学叫胡秀英，是年龄最小的护士，最后是从太平间跑出来的。
就这样，包括吕书林兄妹在内的14名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终于聚在了一起，虽然来自不同单位，他们却一见如故，相互间亲如兄弟姊妹。他们先来到八仙庵附近的一个教堂里，第二天晚上到火车站爬上了“闷罐子”火车，告别西安，向山西进发。第三天下午到达陕西军事重地潼关，在教会歇息了一晚。次日早餐后，吕书林雇人力车拉着行李来到黄河边，只觉北风呼啸、浊浪怒吼、寒气袭人，码头上找不见一只船。他沿着河边找来找去，终于在一个避风处找到了一只渡船。由于队员们都是第一次坐船，看着小船漂浮在大河浪涛之上，心情都很紧张，有的脸色苍白，有的头晕恶心，但没有一个人出声，都在尽力克制着自己，并设法保护别人。约半小时后，吕书林一行顺利抵达山西省风陵渡，又从风陵渡火车站搭“闷罐子”火车前往临汾。到达临汾时已经是第二天清晨，一行人在救护队队长罗锦文的带领下找到一家饭馆，洗脸、吃饭，同时打听去刘村八路军兵站的路线。饭后，各自带着行李，步行20余里来到兵站，歇息一晚后，又继续向位于洪洞县高公村的八路军总司令部进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