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战同盟”冀中支部支部长田中实原是日军驻深县的小队长，在百团大战中重伤被俘，经过我军的感化教育，成为“反战同盟”的骨干成员。1943年5月，田中实原不幸在河北唐县豆腐村被俘，被日军押送到北平，由冈村宁次亲自审讯。田中大义凛然，英勇不屈，慷慨就义。
“反战同盟”鲁中支部支部长金野博经常同我武工队一起深入敌占区开展工作。1945年春，他在日照县付瞳一带被捕，面对敌人的刑讯英勇不屈：“只要我不死，仍回到八路军去。”一直到他被敌杀害，其随武工队活动期间住过的10多家“亲戚户”没有一户暴露受害，他接过头的敌伪军关系，没有一个人被供出受牵连。
据不完全统计，抗战期间，共有36名日本“反战同盟”成员为中国人民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他们的英勇事迹和牺牲精神至今在中华大地传扬。
八路军在饮食上优待日军战俘
俘虏学校的奇迹
1944年10月21日，美国外交官埃默森、美籍日本人有吉幸治飞抵延安，考察八路军的宣传原则和艺术，特别是对日本俘虏的教育方式，以作为太平洋战场上美军对待日本俘虏的借鉴。
他们逗留了近两个月，发现在延安日本工农学校所接触的学员个个欢声笑语，与在重庆见到的那些身戴镣铐、表情麻木的日军俘虏相比，真是天壤之别。事后，埃默森总结了延安模式的5点成功经验，其中特别指出：“日本工农学校的教育是促成他们转变的决定因素。”
在战争中为俘虏办学校，在世界战争史上闻所未闻，而中国共产党与他领导的革命军队就办了一所这样的学校——延安日本工农学校。他们是怎样创造这一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的呢？
1940年3月，日本共产党的创建者和领袖野坂参三来到延安。当年10月，野坂参三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建议中共中央在延安成立一所专门的学校以教育改造日军战俘。
这一建议与中共中央的想法完全一致。毛泽东对此非常重视，亲自将这所学校定名为“日本工农学校”，学校具体工作由八路军总政治部负责领导。校址选在宝塔山下，与陕甘宁边区政府和抗日军政大学为邻。野坂参三化名冈野进，中文名林哲，亲自出任校长。经过半年多筹备，学校于1941年5月5日正式开学。
原八路军第120师359旅政治部敌工科科长、学校副校长赵安博后来回忆：“开学典礼上，朱德总司令、总政副主任傅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会长冯文彬等领导同志出席了日本工农学校的开学典礼并致了贺辞，勉励学员们要努力学习，成为反对侵略战争的志士。”“学员人数变化不定，随来随学，走了一批又来了一批。到抗战胜利前夕，随着敌军工作的开展，日军愿意缴枪投降以致主动投诚的人数不断增多，学员最多时有六七十人。日本工农学校成立3年多，来校学习过的日俘学员总计约有三四百人。”
学校对学员入学，首先进行1个月的严格审查，了解学习意愿，考察入学资格。审查合格者，即在预科学习两个月，后转入本科学习10个月。从1943年秋季起，根据学员年龄、阅历、文化程度和政治水准的差异，将学员分编为A、B、C三组，因材施教，提高教育质量。针对学员们曾长期蒙受日本军国主义教育的实际情况，开设了日本问题、时事问题、政治常识、政治经济学、哲学、社会发展史、中国问题、联共（布）党史等课程，并定期举办讨论会、读书会，尤以“星期一讨论会”规模最大，讨论的问题也较为广泛，涉及“日本军队的内幕”“八路军和日本军队的比较”“日本法西斯给人民带来些什么”“日本军部和财阀为什么要发动这场战争以及这场战争对谁有利”等，此外还举办“二万五千里长征报告会”“日军暴行座谈会”等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