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中国书画鉴定逐步走上了科学性、系统性的研究道路。书画鉴定以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作为主要依据。这期间，出现了三位具有代表性的鉴定家，他们在书画鉴定上各有所长，各具特色，形成了三大流派。
谢稚柳艺术鉴定
艺术鉴定即从书画艺术的本体，包括意境、格调、笔法、墨法、造型、布局等特征入手进行鉴定，是书画鉴定最直接的路径，是鉴定的筑基功夫。鉴定学中艺术鉴定最难，也最切实。艺术鉴定能解决的问题，一般便无需舍近求远地依靠其它的鉴定方法进行佐证。因此，优秀的书画家，加上深厚的书画史论功底，一般便是当然的鉴定家。古代鉴定家都是书画的行家里手，原因也基于此。正是从这一角度上，传统鉴定的“望气”方法才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谢稚柳最大的长处和贡献正在于此。
在国家文物局古代书画鉴定组成员中，谢稚柳名列首席。他一生的书画鉴定是和他的书画创作互为作用、互为影响的。他从历代大量书画名作中得到创作养料，滋养了自己的创作。反过来，丰富的创作经验又直接对鉴定产生影响。从书画本体出发对书画进行鉴定成为谢氏的主导风格。可以说，谢稚柳的鉴定是艺术鉴定，同时也是鉴定艺术。
1966年，他在香港《大公报》上连载发表了《论书画鉴别》一文。这是一篇系统的鉴定学论文。从传统的鉴别方法，到鉴别方法的论证、辨伪，特别是讲到对书画本身的认识时，精论迭出，显示出艺术家对鉴定的敏锐观察力。他从笔墨、个性、流派诸方面来认识作品的体貌和风格。笔墨是形成书画的基本条件，也是书画风格的重要内容，更是鉴定书画的主要依据。谢稚柳创造性地提出“性格说”，认为鉴定的标准，是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即它的本质。一个画家可以产生水准高的作品，也会产生低劣的作品，问题不在于标准高低、宽严，而在于对书画本身的各种性格的认识，性格自始至终贯穿在优与劣的作品中。基于此，谢氏对于书画作品出现特例时，即某一画家临时变换习惯性画风，或者是早年所作的不成熟样式等等，总是不被迷惑，一锤定音，具有深邃的鉴别力。书画实践和他的望气性格使他的鉴定具有一种神奇性。从这点上看，谢稚柳是目鉴的天才。
徐邦达技术鉴定
在当代书画鉴定家中，徐邦达的鉴定著作最多，有《古书画鉴定概论》、《古书画伪讹考辨》、《古代书画过眼要录》、《历代流传绘画编年表》、《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重订清宫旧书画录》以及大量的鉴定论文，从各个方面详尽地对书画鉴定进行论述。从他的论着中，我们注意到，他在目鉴之外特别注重考订，诸如题款、题跋、印章、纸绢绫、装潢形制、著录等等，他无不精心审察分析，他用极其严谨的科学态度，对书画作品进行客观的研究。如果说谢稚柳的“望气”具有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特色，那么，徐邦达的鉴定手法则具有系统性、可传授性，故而我们将它定位在技术鉴定。
运用著录是徐邦达鉴定古代书画的切入点，也是他鉴定的特色之一。著录虽属辅助依据，但徐邦达已将它运用到极致。他在《古书画伪讹考辨》一书中引用著录之量可观，并将其排比、对照、演绎、甄别，显示了他对历代著录的博览程度和驾御能力。他在鉴定一幅古书画作品时，如果是流传有绪，总是先一一引出著录所载，然后将著录中的记载和评价加以细致周密的考辨，去伪存真，判定其是否真实可靠，再阐述自己的观点，并指出前代鉴定家的失误，重新对作品作出结论，这是徐氏依靠著录又不迷信著录的可贵之处。
徐邦达在《古书画鉴定概论》一书中，有一章专谈“古书画应注重各点”，“书画本身”只占一节，款跋、印章、纸绢绫、幅式和装潢形制占四节，足见他的侧重点在技术的鉴定方面，而“书画本身”一节又分三点：一、书画写作中的基本组织；二、书法中文字考订。三、绘画中建筑物和服饰用品形制的考订。显而易见，后两点仍属技术鉴定范畴。这与谢稚柳谈“书画本身”相比便明显表现出徐邦达的鉴定倾向。他的鉴定较多依靠理智，依靠细致的考证和分析。正因此，徐邦达的书画鉴定中运用可以运用的一切材料，并拒绝“模糊性”。他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辨证地看问题，将科学的态度和方法运用到书画鉴定中来，是徐邦达对书画鉴定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