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澍有几十张古代书画的珂罗版，用来研究传统绘画。王澍常借这些画作来阐释自己的作品：“有人说从象山校区建筑的屋檐上看到沈周的长线条，从校园里大尺度的连续控制中看到夏圭的痕迹，细腻之处跟李公麟接近。当然和巨然的层峦叠嶂比我还差很多，现在只能说努力向董源的感觉靠近。”进入大学后，王澍开始临帖，最开始是临摹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时至今日，他依然保持这个爱好；大三时，他把康德的《形而上学导论》翻烂了，还能倒背《世说新语》。
他可以连续几天陪妻子逛商场，不知疲倦，他说其实自己在饶有兴趣地观察生活；也能够在西湖边坐一整天，看日出日落，一言不发。王澍一直是个不怕孤独的人，研究生时，他曾经在农村住了两年，看书、写字、爬山，独自面对漆黑的夜晚；跟王澍打过交道的人都知道，手机之于王澍并不是即时通讯工具，他极少接手机，偶尔回短信。在得奖的消息发布后，一位青年建筑师给王澍发了8条短信，几天后，王澍回了一条。这个建筑师兴奋地把这些通讯记录发到了网上。“这个消息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因为不会用互联网。”王澍说。
王澍出生于新疆，在西安考的大学。他从小对艺术有浓厚的兴趣，但是父母却坚持让他学科学。最终，王澍学了建筑学，介于科学与艺术之间。如果一定要说有家学渊源，王澍说来自父亲。父亲的工作是拉小提琴，但从来不在家里拉琴，在家的时候只喜欢做木工。在王澍的印象中，幼时的家里有很多木工工具，自己经常给父亲打下手，做好木工上油漆之前打砂皮。父亲是一个兴趣很多的人，在家的时候会用花盆做小麦品种的改良实验，后来，王澍在象山校区种起了麦子。
王澍的儿子今年十岁，名叫斗拱。斗拱小时候在野外玩，脸上被蚊子叮出红疙瘩。同行的人要给他抹风油精，王澍却说：“没关系，应该让孩子适应与自然的亲密接触。”家里发现蜘蛛，陆文宇要消灭，王澍总是将其救下，要与它休戚与共。
在王澍主持的中国美术学院建筑学院，大一学生都要学习砌墙、木工。带木工课的陆文宇记得，连开水都不会打的孩子们做木工时手被扎出血，磨出老茧。“但做成之后每个人都很兴奋，都要让我坐一下他们亲手做的小板凳。”对于学生的教育，王澍的目标是把他们培养成“哲匠”。
实验建筑运动
2月27日晚上，网络上流传王澍是今年普利兹克建筑奖得主的消息。这个消息一度受到质疑，几个小时后，普利兹克建筑奖官方网站正式宣布王澍得奖。对陆文宇而言，这是一个难以入眠的夜晚，她不断收到各种短信与电话，“简直是炸了锅。”此时，大洋彼岸，王澍正在熟睡。他刚到美国，需要倒时差，蒙头大睡，怎么也醒不过来。到了11点多，王澍查看手机时，刚好接到陆文宇的越洋电话。“你知道普利兹克奖已经宣布了吗？”陆文宇问。“这和我有什么关系？”王澍反问。得知自己得奖，王澍很惊讶。
1983年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获得这个大奖，这一年，他66岁。早在三年前，就有人预言，如果中国有一个人得到普利兹克建筑奖，这个人肯定是王澍。即便如此，包括王澍在内，所有人都觉得要得奖还需要十年。
一直以来，王澍都被归为“实验建筑运动”一分子。他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够获得普利兹克奖，很大程度是因为评委们发现，这种原本只能设计艺术家工作室、茶室等小型建筑的艺术探索，竟被如此大面积地实现了。他说：“直到得奖，我才惊异地发现，原来过去十多年里，我做了如此之多的项目。”
作为实验建筑的代表人物，王澍曾经三次参加威尼斯建筑双年展。“时至今日，我在国外做讲座时，会有人对我说，你2006年参加威尼斯双年展的作品‘瓦园’真的很震撼。”王澍说。王澍最初设想把25万片拆迁下来的旧瓦带到威尼斯，代表中国城市的大拆迁。后来，瓦片数减少到6万片。“运过去时，海关一打开，里面都是灰，海关问是什么，我们说这是中国的废品，就象征性地报了个价。”中国当代建筑研究学者王明贤回忆：“西方盖一个建筑，是把旧的推翻，用新材料重做，但中国老建筑的旧材料可以继续用，建筑可以再生。威尼斯双年展是很喧闹的地方，可看到‘瓦园’，人们就会变得安静，这是让人沉思的地方，让人沉思建筑到底该怎么发展，城市该怎么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