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认为：“作家艺术家生存于这个时代，这个时代就决定了我们的品种和命运，只有去记录去表达这个时代。以我个人而言，我想，我虽能关注，观察这个身处的社会，我不是大闹天宫的孙悟空，我开不了药方，我难以成为英雄，我也写不出史诗，我仅能尽力地以史的笔法去写普通人的生存状态和精神状态。”
晨报记者 刘婷
论坛上，乌尔里希·雅内茨基认为，全球化不仅改变了德语作家们的地图，也同样改变了中文作家的地图。尽管不同国家间存在边界，幸而那些价值卓绝的翻译作品使作家们的文本流转于世界各地。中国作家们在欧洲的重新被发现正在进行，这一现象的推动力首先归功于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中国作家莫言。正如莫言所表示的，面对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点定力。
责任
历史一不遗忘，二要宽容
莫言以讲故事的方式开始了他的表达。对于社会与历史的思考，他说道，共同遵守规定，全球才会有好天气。他回忆起他1987年第一次去德国访问的情景，一件事是在东柏林，那时柏林墙还高高耸立，他们感叹这个墙的坚固。过了几年，第二次去德国，柏林墙已经荡然无存，据说只在某个地方保留了很短的一部分。当年兴建时，唯恐它倒掉，但无论多坚固的墙，人想推倒也会推倒。
另外一件事，是有一个老太太拿着雨伞在他前面，忽然她一转身雨伞一甩，雨伞锐利的尖头碰到他的眼角，眼泪和鲜血同时流下来。只见那位老太太满脸是汗，两眼流泪，浑身颤抖连声道歉。莫言要走了老太太还跟在后头道歉，弄得他很不好意思。当时同行的人说可以起诉她，莫言却觉得，“伤害”了他的老太太内心的痛苦远比他眼角的痛苦要深。一个人无意中伤害到别人时，内心的痛苦不会亚于被伤害的人。“我们确实应该宽容无意中伤害别人的人。同行作家还开玩笑，幸亏你眼睛小。所以事物都有两面。”
莫言还说道：“还有一件事，当时德方请了好几个学中文的女孩子，其中一个叫汉娜，她带我们到汉堡的家里做客。她父亲是位白发老人，汉娜给我展示她父亲一个小小的铁皮鼓。我们知道了汉娜父亲是纳粹当年童子军一员。然而他看上去是那么好的一个老人，在家做园丁、热情招待我们。慈祥的、勤劳的老人如何与纳粹铁皮鼓联系在一起呢？这就是历史。这让我们认识到应该用历史的眼光看问题。在特殊环境下，很多有严密思维、很高智商的人也未必不会随波逐流，未必不会干为后人所诟病的事。历史一不能遗忘，二应该宽容、原谅。”
作家在写作中要“无党无派”
对于全球化时代作家的责任，莫言表示，许多事件在创作中奠定了一颗颗种子。全球化讲了很多年，它很像一种福音，人和人交流更便利。但似乎也是一种噩梦，很多东西变得统一、标准化。文学、艺术如果标准化很可怕，在这个时代，如何保持文学艺术语言独立的个性，是各国作家、学者、人们面临的课题。一方面我们欢呼全球化，一方面我们抵制全球化，看你站在哪个角度、立场上。
无论什么时代，作家都要有坚持自己立场的勇气。作家在日常生活中可以“有党有派”，但在写作中要做到无党无派。生活中的政治观点不能原封不动地搬到你的小说里，其他的艺术作品里，写作要客观、有高度。不能因为你自己的观点与你描写的人物观点不一致，就刻意贬低你的人物，伟大的作品不应该有这样的缺陷。
社会向上的力量作家不应忽视
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不公平现象的批评者和黑暗人性的剖析者。但作家也应该是社会变革与进步、人性善良与美好的发现者。人类之所以能比较健康地延续，因为人群中、社会中有正常的积极向上的力量，这样一种力量作家也不应该忽视。无论在什么时代，作家都是社会成员的一分子，不应该有高人一等的念头。应该与老百姓平起平坐，是其中一员。作家不能认为自己有资格成为群众的代言人，这样说可能太绝对，可能有作家有能力代表群众讲话。但如果作家自己的生活经验具有某种普遍意义，作家从自我出发的创作，也许会幸运地表达出群众共同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