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莫言表示，无论什么样的时代，作家都应该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作家要做有心人，要站在人的角度，对社会中形形色色的人进行观察和研究。生活中作家可以嫉恶如仇，但写作中即使书中描写的一个恶棍，也要对其有理解和同情。作家不仅是社会生活的观察者，也是实践者，每个人都是生活一分子，必须和社会产生千丝万缕联系，即便你十天半个月不出门，也不意味你切断了与社会的联系。作家的职业要求不仅是亲身参与社会生活，也要站在更高角度上冷静思考。
态度
作家应该自我反省
莫言还谈道，写作是一种自我完善。作家应是自我批判者，有自我反省能力，在认识自我基础上，理解人性宽度深度。“这一点对我目前的写作至关重要，我写作中不乏对社会、别人的批评，但如果冷静分析，你对伤害你的人深恶痛绝，你也许在无意中也伤害过别人，别人对你也深恶痛绝。很多优秀的作家都看到这种反省。这种对个人的反省也是在某种程度上对民族、国家的反省。对矫正一个国家、民族的发展轨迹，也能产生巨大作用。”
在艺术的创新上，莫言表示，作家都应该对艺术创新有不断追求，这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创作上作家应该有敢于失败的勇气，也许人们现在不理解，将来会理解，一部分人不理解，另一部分人会理解。作家应靠作品说话，一时的毁誉，甚至激烈批评，都会随时代洪流淘汰干净。把作品写好是最重要的。作家面对稿纸和屏幕要我行我素，不应该去迎合什么，乞求什么。就在这样一种自由的心态下才有可能写出好作品。作家的责任就是人的责任。过去我们常常指定作家应该怎么写，配合什么运动，这不符合文学创作的基本规律，作家还是应该想怎么写怎么写，写他最乐意写、最善于写的。
文学艺术核心“燕归来”
对于信息化时代文学面临的新挑战，莫言说道，文学目前的状况，不是一个新问题。十几年前他曾读过汪曾祺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读书时写的文章，当时也是对小说、文学前途深感忧虑，由于好莱坞电影的进入。几十年后，我们重复这样的话题，忧虑依然存在。
莫言引用一句诗，“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他认为如果文学的衰退和被其他艺术形式代替是无可奈何，但下一句来了希望，即便是小说不行了，也许有别的形式代替小说，核心还是同样的艺术之神，还是对人的命运描写、抒发、思考，“燕”是一样的。似曾相识的燕子还是不断飞回来。微阅读时代的来临，但事情不能用绝对化去判断，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热情发展，也不排除数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不会受到关注。多种题材都会并存，会得到自己的读者。
商业化大潮中冷静书写
莫言对当下的语境也表示，面对瞬息万变信息爆炸的时代，作家需要有点定力。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也掀起一场商业化大潮，很多人下海，为的是赚钱。这时候，有一批人没有受到外界干扰，而是冷静地躲进书房，开始写作，比如陕军东征现象。当时陕西的作家，一下子推出了几部在全国有巨大影响的长篇小说，比如陈忠实的《白鹿原》、贾平凹的《废都》。那些下过海的作家有没有一些后悔？
莫言说道：“因为当时我也没经得住诱惑，跟几个朋友一起写电视剧去了。但我看到平凹他们的小说东征到北京了，我们赚了小钱人家干了大事。并且从赚钱角度，我们赚了电视剧的钱，但陈忠实《白鹿原》后来卖了几百万册，贾平凹的书没有盗版的话他会是中国最富有作家之一。有的人一辈子可以干很多事，大多数人一辈子只能干好一件事。像我这样中等偏下的智力干一件事比较好。面对纷繁社会现象，我们还是有自己的标准，作家要有自己的标准，任你千变万化，还是按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向前进。”（北京晨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