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少数民族古代文字的书法作品也激起了专家学者们的极大兴趣，他们不但对已有的作品进行一一认证、核对，而且还根据自己的学术专长，也用这些少数民族古代文字创作了一批书法作品，收录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之中。
中国少数民族古今文字已发现的有30多种，其中历史最悠久的■(qū)卢字、粟特文、焉耆—龟兹文创制于公元前或公元2至3世纪。张庆之不无遗憾地说，有些文字失传已久，现在已经没有人能再用书法的艺术形式去书写，在《民族团结书画长卷》中有26件作品，展示了22种少数民族文字，这已经是能够写出书法作品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最全面展示了。
这些民族古文字的艺术特色与汉字书法颇有相通之处，有的排列整齐，古朴苍劲；有的生动流畅，潇洒豪放；有的繁复端庄，落落大方。只是，多数的少数民族古代文字书法作品如果不加注释，根本无从辨认。但对一些少数民族古代象形文字来说，比对着注释再去看原文，倒也别有趣味。
水族文字水书写的是“粮满仓、牛满圈、果满树、树满山”，而原文上只有六个字符，都是象形文字。第一个字符像一根杆子下挑着两个谷穗，应该是“粮”，后面的字符似乎就是画了个粮仓，而对应“牛满圈”的，实际上就像是一个抽象化的牛头……
借着注释看“天书”
对绝大多数参观《民族团结书画长卷》大展的市民来说，看到那些少数民族古代文字简直就是看“天书”。幸好，每件这样的作品旁，都有作者或专家的注释，给“天书”加了翻译。
锡伯文原来源自满文
几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几乎占满了整个画框。看上去就像汉字狂草，记者实在读不出其中内涵，只能转向旁边的白色小纸条注释。原来这是锡伯文的狂草“龙吟虎啸”。
狂草字体本就难认，更何况是从未见过的锡伯文，读不出来不足为怪，记者奇怪的是张庆之所说：作者安双成是满文研究大家，而他却是锡伯族。按常理，少数民族语言的研究者多是研究本民族的语言，这样有天然的优势。对此，张庆之笑着说：“其实，锡伯文就是源自满文。”
作为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朝统治者的母语，满文按说应该广为流传，但随着清王朝的结束，满文在全国绝大部分地方都停止了使用。倒是远在新疆边陲的一支锡伯族完整地将其流传下来。这支锡伯族人是清朝乾隆年间，从东北老家被迁移至此戍边的，一直乡音不改地沿用着满文满语。
安双成就是出生在新疆伊犁的锡伯族，满文是他的“母语”。由于满文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急遽地濒于消亡，中央民族大学1961年开办了满文专业班，安双成由此成为满文研究者。
而锡伯文则是在上个世纪中叶由满文改变个别字母而来，与满文仍有非常多的共同之处。
八思巴文是元朝“国家用语”
在记者看来，八思巴文形状古朴，一个个字符排列整齐，恰似一块块雕刻精良的青砖。这种已近失传的文字，却是曾经称雄欧亚大陆的元帝国的“国书”，由忽必烈任用的国师八思巴所创，因而得名。
作为元朝“国家用语”的八思巴文，已经随着元朝的灭亡而流失于历史长河中，只有为数不多的蒙古语言专家才能够读写、翻译。实际上，即使在元朝，八思巴文也并没有真正通行全国。
八思巴文作为国字颁行全国后,其推广受到很大阻力。除政治和文化传统因素外,主要是因为这种文字字形难以辨识，加之在有的地方使用时还仿效汉字篆书的写法，这就更加剧了识别的难度。因此民间还是用汉字，八思巴文最终主要应用于官方文件。元朝培养专门人才学习该文，使得八思巴文成为贵族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