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由此事，使我深感，笔墨风格在书画鉴定工作中的重要性虽然无可替代，但用它来证明一件作品的真或伪，却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最有说服力的，或可以称得上是铁证的，是什么呢？那便是如上述潘天寿的母本，只要把这样的证据摆出来，正方无须再作反复的说明，而反方的滔滔雄辩自然也会掩息。所以，在书画鉴定的工作中，“以理服人”不是真理，“事实胜于雄辩”才是真理。
当然，所谓铁证不一定限于找到母本，而是指类同于母本的事实。比如说，一件署名名人的作品，其中出现了康熙的避讳，这就是铁证。你要说它是伪作，从笔墨风格上证明它不是明代某某人的，时代风格不对，个性风格不对；从笔墨的精劣上证明它不是某某人的，如何拙劣，如何浮薄，尽管表现的笔形相似，内在的笔性如何不符，这一些，诚然很有“理”，但不能说服人。尤其当有人主真的情况下，他也会用同样的证据来证明它是真迹，且也显得很有“理”。然而，当你举出其中有康熙玄烨的避讳，一切也就不证自明了。
证明一件作品是伪作，最有力的是铁证；证明一件作品是真迹，最有力的当然也是铁证。但二者的情况又稍有不同。当铁证证明一件作品为伪作，那它必伪无疑；而当铁证证明一件作品为真迹，那还有可能为伪作。这里面有几方面的原因。一、通过电脑制作，做出书画家本人在伪的作品前的照相；二、因书画家本人各方面的原因，留下了与伪的作品的合影。所以，铁证可以百分之一百地证明一件伪作之为伪作，但却不能保证百分之一百地证明一件作品为真迹—— 在这种情况下的铁证，一般不是我们找出来的，而是作伪者制作出来的，但是，我们却无法找到证明他制作“伪铁证”的铁证。
那么，当一件作品在没有铁证的情况下，它究竟是真还是伪呢？一般说来，在60％的情况下，真的就是真的，伪的就是伪的；在20％的情况下，真的有可能被当成伪的，而伪的有可能被当成真的，需一定的时间才能翻案平反。
行文至此，本拟结束，恰好有一位朋友刚买了一轴刘旦宅的《东坡玩砚图》，请求鉴定真伪。打开一看，上面还有诗塘，也是刘书“玉德金声”四字，画的年款为丙子（1996年），诗塘的年款为壬午（2002年）。书和画，都伪，伪的理由何在？不是笔墨风格不对头，笔墨风格当然是刘旦宅的，否则也不可能冒充刘旦宅。而是因为笔性、笔力，包括运笔的顿挫转折等等，软弱轻浮，与刘的爽利劲健，完全不能吻合。但是，这样的解释，虽然是最关键的，最根本性的，然而，却又是最没有说服力的。所谓“可与知者道，不可与不知者说”，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等等，固然是深入了个中的三味，但又是多么没有说服力啊！而恰恰这位朋友，拿出了铁证，刘与此图的照相两张，一张在看此图，诗塘还空白着；一张题好了诗塘，正在重新观赏。照片，当然是卖家同时给这位朋友的。刘先生我们是很熟的，他决不会把这样的画看做是自己的真迹，更不会在上面题诗塘。那么怎样来解释这两张照片呢？我认为，刘在看的那张是真迹，所以起了诗塘，现在眼前的这张是据之伪造的。但朋友不信，认为眼前的这张就是照片上刘在看的那张。照片小，许多细节不可能看清，最简单的办法，带这位朋友到刘家即可分明。但通常不能随便把陌生人往人家家里带。这样，问题就讲不清了。无奈之下，我只能再比较诗塘。二者之间细微的不同，当然不能作为铁证，因为有摄影角度的不同而引起透视上的变化。但原作上，“金声”两字，“金”的末笔有粗的笔丝，连带到“声”的首笔，而照片上，“金”、“声”两字则是不连笔的。找到了这个铁证，朋友才信服，表示要去找卖家退货。由此再一次证明，要想使人相信一件作品是真的或伪的，最有说服力的是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