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岁１２月，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陈方正教授通过文物馆长高美庆博士发出邀请，约我在今年二三月间前往作学术演讲，题目自拟，非常荣幸。
首先要说的是演讲安排的时间，正好是南国群芳竞妍，春意醉人的季节，对我冰封雪飘的北国人说来，别有一番感受。再说是演讲题目自选，使我不受客观范围的局限，可以就自己想要说的内容加以发挥，也许可望多少避免一点说教的气息。自然，一件事物无论如何总不能没有局限性，只不过大小轻重不同而已。
我搞博物馆工作四十余年，深知历史艺术科学的研究对象，浩如烟海，实难穷究，而且愈是深入，发现的问题愈多，亟待探讨的课题与日俱增。所以说，从事我们这一行的注定了活到老，学到老，这是由于事物本身提出的要求，谁也无法回避。况且，个人的生命有涯，每门学问都能精通的人，毕竟是极少数。因此，就得有所分工，专攻一门，即使如此，也未必能探赜索隐，把每一个问题都搞得十分透彻。在博物馆古器物学中，我侧重中国古代书画史的研究。如果说是较其他门类简便省力，则大谬不然。任何一种学问，各有其自身难度，从表面贸然断定，必将失之偏颇，反而于事无济。这几句开场白，也许纯属多余。一般习惯作文开头，大都有自序或弁言，交代主题意识，使读者听者有一条线路可寻。于是，就我历年在接触古代书画作品中，所碰到的若干问题，有选择地提出个人的一些肤浅认识，就正于学者、专家和同道之前，抛砖引玉，不胜厚幸!
可不可以这样提问题：古代书画作品派生出来的鉴定活动后于欣赏行为?我国伟大诗人屈原在《天问》中观览壁画和东汉王延寿的《鲁灵光殿赋》，都属于直观画面上欣赏范畴的文赋。到魏晋后卷轴书画日趋发展，鉴藏之风应运而起，东晋大画家顾恺之所撰的《云台山记》，亦与鉴定无涉。此处必须明确一点，即鉴赏与鉴定似属同一范畴，实则未必完全一致。
欣赏是从主观出发，自己认为符合审美条件的，能够移情悦目的，都可以随着爱好行事，他人不得干预。至于鉴定方面，尽管其中包含欣赏审美的成份，但它要服从书画作品的真赝为前提。也许真的未必如赝品“美好”，可是，此中存在一个客观因素在内，两者相混到了难于解开时，还是要服从真赝的判断。千百年来，为一些传世古代书画作出真赝的结论，谈何容易!据我们所知，历代著录对此都做过艰苦的整理功夫，取得一定的成就，正如上面所说，一切事物皆有其局限性，由于某种因素或材料不够完备，作出的结论，必然出现这样那样的缺失，可以理解。在这方面，我们不应责备前人，也不苛求今人，首先要有虚心谨慎的治学态度，勤于求证的坚持精神，如此，也只能做到少出误差。我说的虚心谨慎，不是放弃主观意识，与之相反，当你经过多少研究对比以后，自信是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否则，就会迷失方向，将导致相反的结果。
人们对欣赏非常关切，它可以移人情操，添快感，常使心情舒畅，裨益不浅。从事欣赏的人，往往逐渐进人鉴定的领域，但不等于所有惯于欣赏的人都可以臻此境界，主要是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不可强求。事实上，欣赏者的比例始终占绝大多数，而娴于鉴定者，毕竟还属少数。此种畸形现象，自有其历史根源，如何改变这个现实，固非轻而易举，一蹴即成的。在此，我须郑重声明，只是为说清楚两者的既相同又不同的关系，毫无重鉴定轻欣赏之意存乎其中。今天随着时代发展的要求，希望出现更多的欣赏者，有助于社会文化生活的提高，使人们的精神生活更富于情趣。关于这一点属于美学研究的范畴，非三言两语所能蒇事的，留待美学家去探索发挥。
此处，我单从书画鉴定方面提出一些看法。必须事先指出，鉴定对于书画史来说，关系至为密切，因为它主宰其真赝的命运。如果以真作赝，或以赝作真，都不能达到鉴定的目的。真赝事小，如被美术史和理论家引用，藉以论证有关重要问题，势必会得出相悖的结果。等于建筑一栋高楼大厦，其基层并不坚固，或者在一块沙漠地带，楼房自然建不起来，即使建起来也会倒塌的。由此来衡量它的重要性，可想而知。话又说回来，鉴定并不是一切，它仅仅作为一种手段而存在，不是我们研究中国书画的最终目的。这一点，想必不至于引起误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