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商周断代工程设立的“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研究专题”组，为了更加准确地推排出西周列王在位的年代年数，在全国已出土的60多件西周青铜器中，选取了年、月、纪时词语与日名干支四要素俱全的关键性器物五件(组)，和一条古文献中的天象记录，以及《尚书》中的有关记载，建立起了推定西周王年的七个可靠坚实的支点。嗣后，其研究成果通过金文历谱的验证，又与西周考古14C测年结论相对照，发现两者所排出的列王纪年基本吻合。至此，西周列王年代的推算工作全部完成。
专题组选定的五件西周青铜器中，就有1996年在丹凤县发掘出土的虎簋盖。簋(guǐ，音鬼)，是盛行于商、周时期的一种盛放食物的器具。其型制为圆口，圈足。无耳或有两耳，也有四耳。方座，带盖。虎，是簋主人的名字。全器有盖而缺簋，盖有铭文，凡161字。
丹凤虎簋盖的重要贡献，是我们商洛人的光荣和自豪，但它的寻访事迹和研究价值却不为一般人所知，所以我觉得有将其写成文字的必要。欲知此事的来龙去脉，还得从中国远古文明的不幸和夏商周断代工程说起……
直面历史遗产的不幸
辛亥革命前后，孙中山为了表示与满清王朝划清界线，倡导改用由中华始祖黄帝开始的纪年(公元前2698年)，这个纪年在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曾一度在全国流行开来。在中国生活工作的美国女作家赛珍珠(1938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记住了孙先生选定的这个历史纪元，并以这个年代为起始，公开撰文论述中国4660多年悠久的历史和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传统及民族精神。但是，孙中山倡导启用的黄帝纪元，由于国内政治界、知识界在中国历史纪年问题上难以达到共识，学术界各路门派相互吵闹一阵子之后，最终未能付诸实施。
事实上，在传世文献史料上，中国最早确切的纪年，只有司马迁在《史记》中追溯到的公元前841年，即西周共和元年。而更早的夏代和商代，便是模糊一片，难辨分明。这是中国远古文明的不幸。这种不幸，在历史长河的流动中，逐渐变成了一枚我们民族情感的化石，在华夏子孙的心中不断膨胀，以致时时压迫着人们的血肉，牵动着我们民族的神经。因此，继司马迁之后的两千余年间，每逢盛世，庙堂和民间总有志士仁人和学者大儒在为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和探索而倾其心智，其中不少大师鸿儒为此耗尽了自己的毕生精力和心血。但是，由于历史本身的纷繁杂乱以及当时研究条件所限，西周共和元年以前的历史纪年依然是迷雾重重，难以廓清。于是，中国上下五千年文明的链条，特别是自黄帝以来至夏、商、周三代的确切纪年，遂成为中国历史学界最撩人心弦、催人遐想的千古学术悬案。
1996年5月启动的国家“九五”重点科技攻关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组织全国历史学、考古学、天文学和科技测年学等不同学科门类的200余名国内一流专家学者，向流传千年的这一学术难题全面地发起冲击。“工程”既是以解决公元前841年以前的夏、商、周三代纪年问题为宗旨，多学科联合攻关的大型年代学项目，也是有着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为寻找2800多年前历史年代坐标而进行的一次多学科合作的伟大科学实践活动。经过近五年的不懈努力，其全部研究成果于2000年9月通过了由科技部组织的专家组验收，表明夏商周断代工程项目原定的研究目标已经达到。在此基础上得出的《夏商周年表》，填补了中国古代纪年中最令人迷惘的一段空白，廓清了遗留千古的历史学术谜团。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古代文明史领域取得的最为重大的研究成果。
铜锈掩盖下的历史昭示
夏商周断代工程在酝酿之初，就专门设立了“西周青铜器的分期研究”这一专题，并预定了研究目标：“以西周青铜器中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者为主，就其型制、纹饰作考古学的分期断代研究，为改进西周历谱研究提供比较可靠的依据。”目标中所谓“铭文可供西周历谱研究”的铜器，是指铭文中王年、月序、月相、干支四要素俱全的铜器。其研究的任务是从考古学的角度对上述青铜器进行比较精确的分期断代，从而使历谱研究能够建立在科学而且坚实的基础上，避免过去那种不顾铜器年代而妄加推算的情况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