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波恩内阁的圆桌会议上，在《法兰克福汇报》的编辑室，在众多历史学家的书桌前，一位冷酷的客人徘徊不去，这位客人就是纠缠不休的‘过去’。人们想赶走他，他却毫不屈服，并不断质问：‘为什么你们德国人会犯下20世纪的滔天大罪——欧洲犹太人大屠杀？”（温克勒：《永远活在希特勒的阴影下吗？》，三联书店）德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温克勒在一篇写于1986年的文章一开头就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该篇的写作背景是那一年德国历史学界一场著名的大辩论。右翼史家诺尔特将纳粹屠杀犹太人与苏联劳改营相提并论，并认为纳粹此举是为了防范来自东方苏联的威胁。围绕着“纳粹大屠杀是否是孤立现象”这一问题，卷入这场论争的除了历史学家，还有哈贝马斯这样的公共知识分子。论战持续到来年，结果是在左派知识分子的言论压制下，右翼保守派历史学家为德国的历史罪行进行辩护的尝试最终以失败告终。
距离这场讨论已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仍然无法绕过。凡是有关这段历史的话题，都会引发德国各界的普遍关注。1998年，一直被公众视为左倾作家的瓦尔泽在接受德国书业和平奖的致辞中，又一次触及这个敏感话题。在他看来，奥斯维辛成了胁迫德国人的常规工具，那些不厌其烦提及大屠杀的人不仅是在显示自己道德上的高尚，而且想借此打压德国人，使其难以翻身。因此，德国人现在应当放下这个包袱，着眼未来。致辞赢得一片掌声，虽说这样的场合下，很难说不是出于礼貌，但众人起立鼓掌绝对不是一般的礼遇。台下有两个人没有加入掌声之中，德国犹太人总会会长布比斯和妻子的面色很难看。然而从第二天朝野上下和媒体的反应来看，他们俩不是少数，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对于瓦尔泽的这番言论，各大政党表示保持距离，媒体大多持批判态度，但也有不少人表示支持瓦尔泽的观点并为其辩护。大讨论持续了很久，各类文章以百千计，事后有人从中选出有代表性的编成了厚厚的一本集子。
时过多年，已是著名作的家格拉斯在其自传《剥洋葱》中承认年轻时曾在党卫军指挥下的部队中服役。一时间掀起巨大的波澜，由于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身份，这场风波超出了德国国界。而此前几年，一向被公认为是正直公共知识分子的优秀代表的另一位德国学者兼作家瓦尔特·延斯也被爆出曾加入过纳粹党。虽然他辩称当时自己并不知情，属于“被”入党一类（此类情形在当时并非鲜见），但人们对此始终将信将疑，他的一世清名也就此断送。
再说那位瓦尔泽先生，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时隔四年他写了一部《批评家之死》，书中一位作家宣判了一位批评家的死刑。而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位权力欲膨胀的批评家的原型就是德国家喻户晓的文学批评沙皇莱尼茨基，而他恰好是一位犹太人。书中那位批评家自私、自恋、自大、刻薄，因此反对者认为这是一部反犹主义作品，这些性格描写是对犹太民族的诋毁和丑化。而批评界对该书的评价主要是针对其意识形态层面，对其文学价值倒是不怎么关注。一片喧嚣声中，此书也一跃成为畅销书，读者难道只是想看一部有关谋杀的侦探小说么？这一系列的风波都和那段“过去”密切相关，难道德国人真的摆脱不了这个魔咒吗？
以上的争论都还是形而上的口舌之争，影响范围大多局限于国内。相对而言，每每发生右翼分子袭击外国人事件，都会引发国际关注。其实类似事件在欧洲其他国家也会发生，但人们的眼睛似乎就盯着德国。不能不说，原因还在于那个“过去”。人们不禁问，难道对历史如此敏感的德国还允许这些人堂而皇之的游行不成？是的。
除了零星的小规模游行外，每一年，来自全国各地新纳粹代表们都会聚集在某个中小城市，举行一次规模较大的游行活动。我曾亲历过一次在哥廷根的活动。新纳粹们在众多防暴警察的包围下依照规定路线在市区的街道上行走，这些身着黑衣的光头党们边走边喊着沉闷的口号。说是说来自全国各地，但人数也就两三百人，还不及在场维持秩序的警察人数多。要说起声势来，那就更不如反纳粹游行了。凡是纳粹游行之处，必有反纳粹游行相伴，这几乎成为一个定律。各界人士，从市长、议员、公会代表到学者、普通百姓，都加入到游行队伍中。每当新纳粹们喊口号时，都会被反对者们的声浪所压制。在两队游行队伍之间，防暴警察会组成隔离带，以免双方发生冲突，即便如此还是会有左翼人士试图袭击新纳粹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