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反纳粹人士们还组织了演讲会、音乐会等软抗议活动。按照他们的话说，这是要向世人展现一个好的德国。纳粹游行短短一两个小时就草草收尾了，而反抗活动则继续，待到新纳粹们被押上火车，反纳粹游行就变成了一场派对，大家自娱自乐起来。
别看这不到大半天的闹腾，花费据称要上千万欧元。怎么要这么多钱呢？这些纳粹代表从全国各地出发都有各地或联邦警察陪同，回家也要护送，倒不是说他们是什么贵宾，实在是怕他们在路上惹出什么麻烦。为了维持游行的秩序，除了当地警察，还要从全国各地抽调大量警力支援，天上的直升机，地面的车辆，单是这交通运输费用就非常可观了。还有其他费用，例如此类游行都是周末进行，很多人员出动都算加班，加班费可是双倍的。这些支出可都是纳税人的血汗钱，怪不得不少老百姓发牢骚，干嘛为不得人心的新纳粹游行埋单呢？官方的回答很简单：我们打心底里不支持（否则就无法解释政界人士为什么要参加反纳粹游行），可宪法规定了言论自由，作为公民的新纳粹分子也不能剥夺其正当的权利。但是相关法律又规定，不得在公开场合使用纳粹标志，呼喊纳粹口号，否则就是违法，因此新纳粹分子在游行时也得遵守这一规定，否则就要接受法律制裁。所以他们游行堪比带着镣铐跳舞，哪里能有什么声势。虽说有集会和言论的自由，但这样的游行绝不会获批在柏林这样的大城市举行。之所以选择小城市，其实是组织者和政府协商的结果，规定的路线规定的时间，最小的代价（“维稳”措施好做，成本也低）。
法治原则同样在另一桩公案上也得到了体现。话说目前德国境内最大右翼党派当属成立于1964年的德国国家民主党，其成员具有反犹、排外和暴力倾向，纳粹主义特征明显。目前，该党已进入两个联邦州（原东德部分）的议会并拥有少数席位。既然是合法组织，国家一视同仁，按照党派组织的相关法律还得给予资助。但另一方面，由于其纳粹主义的倾向以及和新纳粹暴力活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该党处于德国宪法保护局（对内情报机构）的严密监控之下。鉴于其所散布的思想和从事的活动已严重涉嫌违法，本世纪初，联邦政府、议院、参议院顺乎民意提出取缔国家民主党的动议，但之后在联邦宪法法院的听证会上，出庭作证的几位国家民主党干部被证明是宪法保护局的线人，因此他们的证言很难被采信。由于程序上的问题和缺乏有力证据，宪法法院最终做出裁定，中止取缔该党的议案。在此期间又有几次有关是否取缔该党的讨论，但都无果而终。支持取缔一方的观点毋庸赘言，值得玩味的是反对取缔一方的观点。除了右翼团体和成员反对外，保守党、自由党和绿党都有政治家持不同观点，认为取缔并非一了百了的解决方案。在他们看来，取缔只会使该组织成员转入其他右翼团体或转入地下，监控起来更加困难，这无法从根本上阻止右翼思想的传播和遏制暴力行动，甚至可能造成反弹。不要以为这是同情者们找出的借口，就连现任德国犹太总会会长施皮格尔也持类似观点。禁也不是，不禁也不是，真是骑虎难下。归根结蒂，只要有纳粹思想的土壤存在，类似的极端势力就无法消失。可是要标本兼治，又谈何容易？
国家必须遵循法治原则，按规章办事，学者辩论必须有凭有据，字字斟酌，可民众私下里谈起纳粹这一话题，无论赞成还是反对，就比较心直口快了。右翼分子在啤酒馆里关着门大放厥词自不待言，普通百姓遇着个合适的机会，自然也会一吐为快。例如前文中的几次大辩论一经媒体传播，自然会成为大家关注的话题。较之政界和媒体表现出来的激动情绪，平素里和德国人聊天，感觉他们对这一话题似乎已经可以泰然处之。除了少数右翼分子，大多德国人对纳粹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这和战后占领国的“再教育”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至今中小学历史课本里，第三帝国、大屠杀、侵略战争这段历史所占的比重非常之大，语文课本中反思文学也有不小的比例，课外还组织学生参观集中营旧址和博物馆。就连我等“外国人”赴德参加会议或进修，主办方也会见缝插针地安排，例如达豪和布痕瓦尔德两个集中营旧址我都是这么被邀请去的。听着导游的讲解，那些德国人和我们这些客人一样表情严肃而沉痛，据我观察，其他的本国“游客”大多不是“单位组织”，而是自愿前往接受教育的，有些人还当场敬献鲜花，这一点不得不让人产生由衷的敬意。如果说前总理勃兰特在奥斯维辛集中营旧址下跪之举颇具戏剧化色彩，难免有“做秀”之嫌，那么眼前的这些德国人则不能怀疑他们的诚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