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碑刻文献考史，始自北宋。清末民初，其风大炽，以致学者不知金石，则不得跻身于通人之列。但此时金石多合称之，碑刻文献研究尚未独立成学。
考古学进入中国之后，金文铜器研究并入古文字学，碑刻之学渐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碑刻文献重新受到重视，各类研究成果层出迭现，其中便包括商洛政协主编的《商洛文史》第二辑“商洛碑文选编”。此编共收录各类碑刻文字243篇，凡28万字，是商洛人口迁徙、宗教民俗、山地开发、文化教育、官师建置，兵燹灾异的珍贵史料。
商洛地区的人口构成中，外来人口占据了相当大的比例。而这种情况的出现，主要是因为明代以后大批移民涌入商洛并在此定居。明代之前，由于商洛山多地少，在农耕社会中并不十分适宜生存，所以这里人口数量较少。进入明代之后，特别是清代中期，社会比较安定，中原地区人口急剧增加，荒地基本开发完毕，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了谋生，纷纷走向人口稀少的地区，商洛正是这些人比较理想的目的地。
商洛出土的碑文和墓志，恰好见证了这一移民过程。对此，商洛学院历史系教授杨增强先生曾撰写《碑志所见明清镇安县移民的地缘结构及其它》(载于《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2005年9月)一文，做了非常深入的分析。由于杨教授的文章仅涉及镇安县移民，笔者不避繁絮，略作补充。《商洛文史》第二辑中共收碑文墓志文132篇，其中夫妻合葬者为42篇，共有墓主174人，另有《刘母王老太君碑志》和《刘母何氏碑志铭》两篇虽非合葬，但均语及其丈夫的祖籍，故总共涉及176人。其中祖籍不在商洛的，仅墓志中明确记载或可以根据其他史料推断的就有110人，占总人数的百分之六十二，而在墓志中没有明确记载祖籍且暂时无法根据其它史料推断的人中，肯定还有部分人是来自外地的，可见商洛人口中的外来人口比例大得惊人。这些移民来自湖北的有47人，安徽24人，河南13人，陕西其它地区7人，甘肃5人，山西3人，江西3人，四川、广东、湖南分别1人，另有3人仅知为移民，所自不详。这里面湖北和湖南在清代属于湖广，共有49人，占总人数五分之二强，由此可见，明清时期湖广人并不仅仅填四川，来商洛的也不在少数。
至于这些移民迁居的年代，可考的仅有57人。其中部分墓志仅记载其父祖迁居，不书年代，笔者以墓主生年为准，按每代人相隔20至25年进行推断。统计的结果是，明前有2人，明至清初13人，乾隆47人，嘉庆4人，晚清3人。可见移民来商洛的时间主要集中在明清时期，而以乾隆年间为高潮。
那么，这些人为何要移居商洛？移居时间又为何集中在乾隆年间呢？碑刻文献中也有答案。
明清移民涌入商洛，最重要的是经济原因。《程文葭碑志》中的说法最有代表性：“自我父出此，命独乖舛。未获弱冠，祖父母之命赴玉楼。甫及黄口，大遗业荡废无存。是以痛心疾首，而有悬弧之志。素闻长安大国，地广人稀，人无枵腹，施以惠然旨来斯。不得意于楚者，庶几得意于秦，是为可知。谁知形单影只，囊橐空虚之际之艰难辛苦，备尝之矣。幸父矢志躬耕，兼理商贾，渐而家道初成，衣食将寄。”文中的“长安”，即指商洛。这可以说是成功移民商洛者人生经历的缩影。众多碑志中有类似的记载，如《储思拔碑志》载：“乾隆年间，荒僻未开，林木荒杂，豺豹多出没其中。而先生跋涉艰难，披荆斩棘耕于此，其创业可谓勤矣。”说的是迁居商洛之初的辛勤垦荒。又如《倪均松碑志》载：“倪均松字加津，豪爽士也，少居籍贫有为之志，乾隆乙丑，随父迁居兴安，继籍安业，辟山林，营芦舍，力勤穑事，家道渐以浸昌。”再如《胡兆兰曹氏碑志》载：“披星戴月，破草垦荒，不数年而手有余资。”可见，很多移民迁居商洛之初，生活是十分艰苦的，由于他们吃苦耐劳，逐渐致富。除此之外，也有因为其它缘由移居商洛的，有的是经商，如《熊庆云祝氏碑志》：“至曾祖考兴鸿公，始来陕贸易。”有的是改换风水，如《晏母金老孺人碑志》载：“母本湖广人，胡为乎来此哉？缘宅后龙□□，故致树世单传而不支，母深明大略，忧其颓衰，乃于乾隆伍拾壹年携占山公来陕卜宅于此，厥后浸昌。”当然，后面两种类型不是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