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大量涌入之后，风俗有差异，利益多冲突，势必会产生一系列社会问题。而且移民之中不排除有一些游手好闲、不务正业之徒，危害性更大。据《解树庵碑志》记载：“(公)镇邑望族也……生有异禀，好义侠……同胞昆玉中惟功德威并着，阳山湖北诸梗顽无桀傲之行者，赖公之赐。”“阳山湖北诸梗顽”，就是指来自湖北的无良移民。这些人需要当地的望族中有威严者出面弹压，方肯收敛，肯定给当地居民带来了不少的困扰。正因为如此，当地居民和移民的冲突有时候需要合约来化解。如《黄龙峡禁碑》载：“盖红山西洞系五方集处之人，人心非古。有恃强凌弱、捏词诬控；窝藏匪类，善懦无不受害。是以合沟首众人等，齐集议立禁约，刊碑谨戒，以免后患。自立禁后，本境居民不许私匿面生可疑之辈，结交偷窃、游手好闲、酗酒打降、诬告赖骗。……饬盟之后，言归于好。各宜同心合意，不得公报私仇，勾引外人讹诈。如有不遵守此禁，乡约、客首、乡绅齐心禀呈，经公处究，抑强扶弱，善良得便。”后署“乡约黄首魁”和“客首邬绍富”。从内容来看，这是当地居民和移民在发生冲突之后，有双方的头面人物商定禁约，其中“本境居民不许私匿面生可疑之辈”和“不得公报私仇，勾引外人讹诈”数句，便是针对移民而言的。
对于一个交通闭塞、人口稀少的地区而言，移民对它发展会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但是，这些地区对移民的容纳，从数量上来说也是有限的。清乾隆年间，全国的人口突破3亿大关，达到了农耕社会所能承受的极限，而日益腐化的统治者却更加疯狂地兼并土地，致使农民纷纷破产，流离失所，很多人找不到立足之地，便成为流民。嘉庆元年，川、陕、鄂、豫边界的流民，在白莲教的组织下，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商洛虽然不是起义的中心地带，但也深受其害。如《双寨摩岩》载：“今值皇清嘉庆元年，群贼扰乱数载，来如蜂拥，伤妻杀母，痛恨莫堪。老弱撰乎沟壑，少者离散四方，生灵涂炭，最苦难当。”又如《生龙寨碑记》载：“至嘉庆二年三月初六，豫匪被大兵追急，扰及境内。”可见当时商洛受这次起义的影响是相当大的。正是因为这场战争，加上之后太平天国起义的波及，使移民商洛的人口急剧减少，并且在整个晚清时期都没有能够恢复，乾隆时期的移民盛况，遂成历史绝响。
通过上面的描述，我们可以了解到，作为第一手资料，碑刻文献对于商洛移民史研究有着非常高的价值。当然，相关的搜集工作，也有待加强。记得去年商洛学院中文系召开商洛文化研究座谈会，笔者曾提及家谱对商洛移民和方言研究的重要性。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搜集到比较齐全的商洛碑刻文献和家谱，加上实地调查，商洛移民史将是商洛文化研究的一个大有可为的分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