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公私鉴藏印记的问题。宫廷内府有一定的程式。唐以前以签押代印记，唐以后开始用年号印，但所见稀少，有“弘文之印”等。五代有南唐后主李煜收藏钤“建业文房之印”、“内殿图书”、“内司文印”、“内合同印”。政和、宣和则以连珠年号印钤骑缝，前隔水赵佶瘦筋书题，偶在作品前书法用方形，绘画用椭圆印“御书”印，间或用“宣和中秘”、“睿思东阁”印，拖尾钤“内府图书之印”。金章宗完颜璟仿宣和制“明昌”、“群玉中秘”印钤库中藏品，并仿赵佶的瘦筋体书签。南宋每在书画作品后钤“绍兴”连珠印，元代用“天历之宝”、“奎章阁宝”、“都省书画之印”、“文宣阁图书印”及“八思巴文”印钤藏品。明初内府书画统由太监掌管，上钤“广运之宝”（宣、成、弘三朝通用），弘治有“御府图绘之宝”。作品右面编号并钤“稽察司印”半印。宣德以后历朝鲜钤印记，偶尔见之，然非通例，还不能与清代内府数量相比拟。由于乾嘉年间编纂《石渠宝笈》和《秘殿珠林》各三编，在臣工审定著录过程中，同时加钤印玺，有基本模式，所谓有七玺九玺之分，从中有印记分出作品编人第几编，当时存放何处，释道类所有印记区别之。第三编乃嘉庆颐琰在位时编纂，统人第三编内，增钤“嘉庆御览”一印，将前面《石渠宝笈》初、重编印易为三编，别无更动。
至于私家鉴藏之印，不胜枚举，从前有王季迁先生与人合编印鉴一部，近年又有上海博物馆编印一部（上、下两册），似较完备，可供参考。但亦有遗漏，主要在海峡两岸故宫的大量藏品和国外博物馆收藏重要作品印记未能搜人，美中不足。除去宫廷的印记，私家的比例所占的分量相当可观，此处不可逐一记之，只能将常见的提供参考。唐徐峤有“东海”二字印，其子浩、踌用“会稽”印。窦蒙“窦蒙审定印”，其弟息用名印，李造“陶安”印，张嘉贞用“河东张氏”印……唐代藏印为数有限，在早期作品上偶然一见。北宋苏易简一家四世藏品钤“四代相印”、“许国后裔”、“墨缘”、“武乡之记”等印。米芾有“米芾之印”、“辛卯米芾”、“米芾氏印”，、“米姓秘玩之印”、“米姓翰墨”、“米芾元章”、“平生真赏”、“神品”。南宋驸马杨氏的印记在数方以上，其余如元代郭天锡、赵孟頫、乔篑成、鲜于枢、张晏、虞集、柯九思诸人，多以题跋代之。而元长公主祥哥刺吉所藏，钤“皇姊图书”印记。明初朱元璋第三子朱桐，在藏品上钤“晋府”、“晋国奎章”印；沐英后裔沐璘有“黔宁王印”；华夏有“真赏”、“华夏”、“真赏斋印”；项元汴鉴藏印记为历代诸家之冠，每件藏品上有《千字文》编号，还在重要藏品上钤盖印章达数十方之多，远远超过历代公私藏家。清代梁清标的印记有“梁清标印”、“棠村”、“河北棠村”、“蕉林”、“蕉林书屋”、“苍岩子”、“冶溪渔隐”、“玉立氏印章”、“观其大略”、“家在北潭”、“净心抱冰雪”、“无垢”等；孙承泽有“孙承泽印”、“退翁”、“退谷老人”、“思仁”、“深山闭户”诸印；高士奇有“高氏江村草堂珍藏书画之印”、“高氏岩耕草堂藏书之印”、“江村”、“淡人”、“竹窗”、“萧兀斋”、“蔬香园”、“生香乐意”、“简静斋”、“嗅香斋”等；卞令之有“卞令之氏”、“卞令之鉴定”、“仙客”、“令之清玩”、“式古堂书画记”、“式古堂”、“式古堂雅玩记”等；安岐有“安岐之印”、“仪周之印”、“安仪周家藏”、“朝鲜人”、“朝鲜安岐珍藏”、“安氏仪周图书之章”、“翰墨林”、“无恙”、“心赏”、“古香书屋”、“思源堂”、“御题图书府”等。还有不少鉴藏家的印记，未便逐一列举，所有印记作为辅助资料是必要的。但不能靠它们作为决定作品的绝对真赝的依据。更不必说以假印记混入，不可不辨，值得审慎。据闻项子京全套藏印流传下来，在琉璃厂某古董商之手。再今日照相，通过印刷制版术可以丝毫不差地翻出，手段优于畴昔。必需注意到使用的印泥问题，每个时代有所不同，唐代以水或蜜调朱砂钤印，直到元代后期改用蓖麻油调治，故效果判然，可作断代依据。再印泥有精粗之别，如清初耿兴公、梁清标、高士奇诸家藏印的印油特精，作假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