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方面的具体实例，不胜枚举，它揭示出古代书画鉴定的前提，务必把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两者了然在胸，灵活运用，方期在实践中发生有机联系。它好似航海中使用的指南针，离开它就会迷失航向；又如盲人瞎马，不知所归。
掌握书画的时代风格和每位作者的个人风格的重要性已如上所述，但不等于万事齐备。须知鉴定本身从属于实践，经验是从实践中来，积累多了，自会形成认识上的质变。所以说，书画鉴定本身属于社会学的范畴，它是科学，有轨迹可寻，从前还没有人大胆提出这个命题。由于长期囿于欣赏的领域之中而不自知，甚至被别人讥之为“望气派”者有之，“著录派”者有之，就是不肯进一步从认识论的角度将其提高到科学的地位上来，实属令人遗憾!
历史在不断发展演进，从前有许多事物不为人所了解，故神话得以寄生，自然科学领域尤为突出，众人有目共睹，不用谈它。至于长期停滞在感性认识阶段的书画鉴定，理应利用当今的各种条件，推向新的台阶，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的“望气派”解脱出来，乃当前形势所迫，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话又说回来，此项任务极其艰巨，必须群策群力，众擎易举。
问题进入具体考察时，要求越来越细微，认识越来越深化。以时代性和个性为纲，同时联系到流传经过，诸家文献著录、历代鉴藏家的印记和题跋等等，它们都是从事鉴定的辅助资料。这中间有时出现各种作伪手法，兼之鉴藏者的眼力不逮，往往枝节丛生，扑朔迷离，从而导致这样那样与原作无法统一的论点，甚至作出错误判断。
第一，属于文献著录的问题。众所周知，明人的《宝绘录》中所记载的各时代作品，均属伪劣之迹，固不足论。就是为大家所公认有价值的《宣和书谱》，亦难免讹误。如唐人张旭《古诗四帖》，误作者为谢灵运，董其昌出而辨之，始成定案。清人安岐《墨缘汇观》为不少鉴定家所推许，仍不免有失误处。如范宽《雪景寒林甲》，安氏定为真迹。图为绢本，三拼水墨画，近《溪山行旅图》，惟在运笔诸具体描绘上则有出入，尤其树干上署“范宽”款，有乖程式。原作向藏天津张某家，视为拱壁，后捐献给天津市艺术博物馆，曾在各大报刊上大为宣扬，并彩印大幅发行海内外，影响显著。其所以如此，源于《墨缘汇观》著录所致。事实上，范氏已有《溪山行旅图》真迹传世，可供比较研究，可以认定《雪景寒林图》并非范氏手笔，个别专家以为明人之作，未必允当。观其墨气与绢素，可到南宋晚期。集历代古书画之大成的清内府汇编《石渠宝笈》共为三编，著录作品以万计，由于主持人员水平受局限，可靠性颇成问题，就现存海峡两岸以及国外所收“佚目”作品，真伪混淆。如早为人知的元黄公望《富春山居图》，著录以伪当真，乾隆弘历题咏殆遍，几无下笔之处，而真迹完美无缺，诚乃大幸!五代董源《夏景山口待渡图》定为次等（赝品），实乃董氏传世代表作之一。元赵孟俯\行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嶂图诗）》为赵氏平生少见之大字行书，极为珍贵，著录定为次品，弘历在卷首题“双钩赝作佳者”，是非颠倒，不可原谅。如宋徽宗赵佶《蔡行敕》，误定为太宗赵光义所书；元张渥为杨玛绘《竹西草堂图》，将作者误为赵雍；所有的宋人写经，全部当作唐人；所有《学诗堂》收藏的南宋马和之根据《诗经》绘制的十多卷作品，都作为马氏所画；宋高宗赵构书写诗章，事实上各图之间有优劣，书法个别亦不尽一致，且文中避到孝宗以后名讳。徐邦达先生有文论及，美国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姜斐德博士正在研究之中。可以肯定，著录的真实性不可全信。
关于这方面的问题，不可能一一列举，仅举出几家著录、几件作品作为说明，使用各家著录，需要慎重，每件过筛，不可掉以轻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