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书画鉴定，如上所述，先是从欣赏出发，逐渐进入辨识真赝的领域来的。因之，它本身先天就带有主观成份。欲从其中跳出，殊不容易。先决条件必须把丰富的经验通过理性的整顿，用比较研究的方法，首先根据第一手材料，其次才是文献著录，最好是利用前人的成果，将其赝品和真迹对照，作一番比较研究，可望获致效果。历来的鉴藏家以及古玩店（包括国内北京琉璃厂、国外拍卖行在内）的专业人员，都是凭经验积累行事，像北宋米元章、沈括、黄伯思，元代赵孟頫、郭天锡、柯九思，明清詹景凤、顾复等少数专家，他们在著作或题跋中，都能据实立论，有一定说服力。时至今日，尽管流传的历代作品已逐渐遭天灾人祸而储存锐减，可是，客观条件已截然不同于往昔。所谓内府秘笈和私人珍藏，通过图像先后印制问世，国内外博物馆公开展出，此外，有关书画作品相继出版，对今天的研究工作甚为有利。
我们既看到有利的一面，亟需用它来加强并提高鉴定上的可靠性。如果条件成熟，群策群力，把书画鉴定推向科学的台阶，让有志于此道的人们，有所准备和借鉴，寻找一条轨迹，那是再好不过的事，也正是千余年来许多爱好者长期努力的目标之所在。今天，文博界在鉴定古器物如青铜、玉器以及陶瓷诸门类，先后运用碳素１４、光谱光、元素分析等科技手段，基本上解决了它们的年代真伪问题，惟独对书画作品尚难借助这些科学手段。不过，根据其自身的特点，总可以逐步攻克多项难关，只要付出相当大的代价，早晚可望其成，并非虚语。
书画鉴定固然得力于经验，经验属于认识范畴。从哲学的概念而言，认识分两个阶段，第一步为感性认识，由此而进入第二步的理性认识，也就是相当于逻辑学上的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两个步骤，彼此的依存关系既分割又不可分割。有人停留在感性阶段，未可厚非；由此而欲达到理性阶段，却相当困难。但不是不可逾越，此中艰辛，过来人可以体会得到，有的未必能够言传。明乎此，我们在书画鉴定之先，思想上必须对各个时代的作品，要有宏观的理解，即时代风格的若干特征，要做到心中有数。假如有人请你鉴定唐代的作品韩滉《五牛图》，惟画上无作者名款（唐以前作品无署款之例），要求得出答案，怎么办?首先就是以原作所具备的时代风貌而定。根据敦煌石窟唐人壁画和卷轴作品描绘人物、走兽，画面极少衬托背景，造型结实而准确，每头牛的性格显示出各自的特色，其中正面一头的描绘手法尤为突出，说明唐代画牛的技巧已臻于至美至善的境界。再以宋代画牛名手阎次平、李唐作品对照，两者时代气息则大相径庭，泾渭分明。卷后赵孟頫三跋，经其所看到的唐画比较，肯定其为韩氏真迹。根据确凿，令人信服。同样为韩滉《文苑图》，原藏北宋内府，上有宋徽宗赵佶题签，画本身上又题“丁亥御札”，并押书，即大观元年（１１０７年）。因为上有赵佶的肯定，故历代咸以为唐韩滉真迹。但事实上时代风格已背离唐时画风，不能一味迷信赵佶，此类情形当不仅此，待在后面章节阐述。唐以前的书画作品鉴定，由于不具名款，只靠时代风貌判定，固然有一定的难度，如果资料掌握多了，自然能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再如流传至今的北宋早期武宗元的《朝元仙杖图》，原是《宣和画谱》著录过的巨迹，靖康后散人民间，到南宋张子约家，却定为唐吴道子之作。迄元代初，赵孟頫认定为《宣和画谱》中著录之武宗元所画，有宣和印玺可据。南宋张子约乾道八年（１１７２年）将此图作吴氏笔，并非毫无根据。因武宗元技法出自吴生，且道家壁画粉本，世代相传，与一般创作有所不同，容易出现误差，可以理解。赵氏乃画苑董狐，故能独具只眼，洞察奥秘。
时代风格对鉴定古代书画的作用，上面列出几例，代表不同的性质，还有一些个别因素，留待后面探讨。这里，要回到书画家本人的作品风格予以论述。鉴定书画作品，首先是时代面貌的识别，也就是在宏观上必须作出的反映，惟每位作家各自存在的复杂性和多样性，不单是依靠宏观就能解决问题的。因之，就得辅之以每位书画家作品上所表现出来的个性，亦即个人风格。对宏观而言，姑妄以微观为对称词。两者结合起来考察，在认识方面庶几得以趋于统一。单是统一起来，离开题解答仍有一定的距离。须知，个人风格，恰如其面，千差万别，所谓“文如其人”、“书画如其人”，当然指的是已经成名作家的作品而言。每位书画家大都有早中晚风格的不同，主题对象各异，使用纸张和情绪的变化等等，所有如此纷繁的因素，必需默识在胸，有如摄影的底片，用时从脑海中唤出，加以对照，不至于因一时客观改换，导致误差。例如明代吴门画家文徵明在赵孟頫大字书《苏轼题王诜(烟江叠障图)诗》后补水墨米家山水，作于正德三年（１５０８年），３９岁，固早年时所作，与后来成熟之作的风貌，判然不同。用它来衡量中晚期作品，岂不是缘木求鱼。远一点说，就五代董源本人的画风而论，并非一成不变，他的《夏景山口待渡图》、《潇湘图》、《夏山图》使用的是雨点皴、点簇为树叶，为其共同特色；他也另有一种画法，如《龙宿郊民图》（题名待酌）、《溪山行旅图》、《溪岸图》以长线条的“披麻皴”或名“麻皮皴”为主。山峦重叠，上面三图与一片江南平远之景有所不同，可是细寻用笔和总的面貌则是统一不悖的。考虑到画卷和立轴的形式，作者在构图上作不同手法的处理，应当从中找出它们之间的共性。再如南宋画院梁楷的风格，他的《八高僧故实图》和《释迦出山图》来自李唐流派，而《泼墨仙人》和《布袋和尚》以减笔描法出之，两者大相径庭。个性的转变，盖有其蛛丝马迹可寻，可从中查找它的脉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