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作品的题跋问题。这与著录、印记同属辅助材料，有误题的，有掉换的，有作伪的等等。误题又可分为题者本人认识出现偏差，如金章宗完颜璟误题宋徽宗赵佶摹《张萱捣练图》和《虢国夫人游春图》，实非“天水”（赵佶）之笔，乃画院高手所摹。传为李公麟《九歌图》，后有南宋洪勋等人题跋认定，但画风不属李氏，是南宋人作品；明人黎民表引首，高士奇题《马麟荷香清夏图》误为马远；误题《商山四皓、会昌九老图》为李公麟。梁清标在《唐宋元集绘册》中，误题尤多，如将《峻岭溪桥图》定为唐人郑虔，《玉楼春思图》作王诜，《仙山楼阁图》作赵伯驹，《溪山行旅图》作郭熙，将《江亭揽胜图》原有名款朱怀瑾而改作张训礼。所谓米芾《云山图》画伪，而董其昌题真；李嵩《海屋天寿图》，明莫是龙题真，画伪；赵孟頫《篆书千文》，大德元年款，高士奇题签，乾隆弘历重题引首，俱真，拖尾明人陈沂跋与赵氏篆书则属旧仿。米芾《天马赋》后有孙承泽、王铎两题皆真，但作品为钩填。文徵明《平庐草堂图》后明人文嘉、文肇祉、王穉登、张献翼题均真，画有问题。元任仁发《饮马图》后姚公绶跋真，画旧伪。李公麟《明皇击球图》，拖尾明初传著，吴乾及董其昌跋均真，画属南宋人笔。黄公望《砂碛图》拖尾姚广孝、魏骥、袁忠彻、徐守和、项子京等题俱真，画旧伪。以上列出一系列有关题记，初步可认为出于误题，原因是占有资料不足，或受习惯所囿，凡把白描作品一律当成是李公麟所绘。恰如米芾《画史》所云：“世俗见马即命为曹（霸）韩（干）韦（偃）、见牛即命名为韩混、戴嵩……”正是此意。其中题记本来为真迹作品而题，后来原本被人换掉，易以劣品，一分为二，以混淆视觉。还有就是明知原作不真，受画商或友人情托，不得已而题之，这些情况不可能避免。因此说，真题记可以起到判定真赝的作用，同著录、印记性质一样，只能是起相对的作用。所以，书画鉴定有个主从之别，主者为作品本身，从者乃辅助材料，对鉴定者本人至关重要。
所说的辅助材料，还有不少，如绢素、纸张、装裱诸端，都在鉴定者研究考虑之内。这里，从正面提出更为直接有关的几个方面，略加阐述，俾窥梗概。至于作伪的若干问题，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非三言两语可能说清，它已形成鉴定工作的反面体系。目前，客观上要求文物界在这门学科上着力，把它做一番总结，庶几有轨迹可寻，而不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希望在本世纪内通过各方努力，能完成划时代的工程，不胜祈祷之至!
当代书画鉴定取得一致的共识，非常必要，但由于客观和主观双方面复杂因素不可能对每件作品都能认识一致，即使将来鉴定进入科学领域，也难免会出现微小的偏差，这是在任何精密仪器上也不可避免的事实。也许真赝之辨可望解决。此类情况，不仅允许存在，而且留待今后研究者继续从事探讨，这才是应有的科学态度。
历史上留下尚须解答的问题，实在不少。这些年中，我也曾试图做一点工作，由于绠短汲深，能力有限，未必能触及问题的实质所在。这里，借此机会，再一次表达初衷，有的是已经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过的，有的是认识上初步形成自己的看法，尚在进一步酝酿中，有的是对国内外学者专家已作出的成绩表示祝贺之忱。请举要缕述如下：
首先要感谢我们的谢稚柳先生为上海博物馆征集到旅美华人王南屏先生的王安石《楞严经要旨》和南宋的苏州刻《王安石文集》。《要旨》属王氏传世代表作，而《文集》背面的７００通名人书翰，有关政治、经济文书尤为珍贵。谢氏精于鉴赏，沉着而有魄力，终于克服许多困难，玉成此事，为文博事业贡献至大。谢氏还辨认出美国弗利尔博物馆藏原题为郭熙《溪山秋霁图》卷，拖尾明文嘉、王穉登、董其昌、陈盟诸跋，元柯九思墨印，近代由上海庞莱臣售出。此图历来被作为郭熙之笔，谢氏经过与郭熙传世诸作与王氏作品进行比较研究，撰文得出结论，认为郭熙与王诜的山水，同出源于李成一路，而郭与王的造型表面上形式相近，且历来著录均为郭熙《溪山秋霁图》，从实质上讲，这是将彼此之间画风和画家各自的个性混淆在一起的缘故，也就是说进行书画鉴别中忽略了基本点--个性，说是元代卓越的名家柯九思也不能逃避的事实。又有传世《雪竹图》立轴，绢本，双钩兼晕墨烘染，无作者名款，亦无收藏印记和题跋，仅在靠石竹竿上倒书“此竹可值黄金百两”八字，为玉筋小篆。就画论画，时代风格应早在北宋之初，技巧精妙，据我所知，无出其右者。因无任何第一手材料比较，于是谢先生只得查阅宋人文献，逐一对照，最后做出此图为五代徐熙制作的论证，有理有据，具有充分说服力。历代著录中，极少有此宏论，为今日古代书画鉴定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也是可喜的成果。此处尚需补充一句，就是说，如果王诜的《渔村小雪图》和《烟江叠嶂图》至今无由发现，欲作翻案文章，想必是有难于发现的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