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方闻教授（普林斯顿大学）对中国古代书画的征集和研究，在国外学者中贡献显著，他使大学博物馆和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藏品积累，逐年增加，后来居上·，在国际上的名誉蒸蒸日上。１９８５年５月在纽约举办学术讨论会盛况空前，与数年前堪萨斯、克利夫兰两地的“八代遗珍国际学术会”相互辉映，值得称道。由于方闻教授本人中国古代书画的素养深厚精湛，兼之气魄过人，汇为大观。他从事中西书画史的研究，著作甚丰，并重视真赝的辨识。题为燕文贵《山水图》之作，流传中早巳定为燕文贵手迹，向无异议。可是，方闻教授经过研究终于推翻成说，撰文肯定为燕氏弟子屈鼎所作，在中外学术文物界取得一致承认，较之“买王得羊”的成果还重要许多。理由是：第一，燕文贵的真迹，传世可以确认者尚有两三件；第二，屈鼎之作，见于《宣和画谱》著录的有好几件，然八九百年后，竟没踪影，在画史上成为空白；第三，从燕、屈作品师承关系，有裨于北宋初期山水画发展脉络的探索；第四，作为屈鼎传世孤本，它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值得珍视。此类“发潜德之幽光”的工作，使我联想到历代也有不少的人士为此打下了基础，功不可灭，不能忘记。问题还得拉回来，方闻教授将燕氏之作考订为屈鼎，正与谢先生之评定徐熙《雪竹图》有异曲同工之妙。都由于客观条件帮了忙，宏观起了作用，即时代风格（包括谢赫六法之首的气韵），加上微观深人综合的分析（包括个性及其他）。今天自然科学的发明对世界物质文化作出贡献，受到人类社会的推重。已故胡适先生对《红楼梦》考证时说过，发现一个新词，等于在宇宙找到一颗新行星（大意如此）。是的，做学问重在不断探索，有所发现，以及有所创造。我以为谢、方两先生以及其他艺术文物界专家，各自做出了重大的业绩，理应予以褒奖，至于采取何种形式，可以由有关方面从长计议。要之，使国际社会将古代书画鉴定研究的硕果，不但予以承认，而且广泛加以奖励和宣扬，藉此推动这方面事业的开展。也许这个看法被别人视为迂阔，惟有感于此，作为建议，以供采择，如是而已。尽管是属于题外话，过去若干年却无人提及，不无遗憾。
单是强调宏观（时代性），可收“虽不中，不远矣”的效果，固属重要。但放松微观，就会把作品的真实作者漏掉，绝对年代，更为重大，不言可知。上面的燕、屈《夏山图》之辨是如此，再不妨举出近年来在鉴定工作中所遇到的一桩令人深思的事情。犹记友人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曾以重金从某古物商手中购得署名戴进《山水卷》，此乃本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事。此老将“文革”中所受到的折磨和屈辱，一概置之度外，仍然积习未改，依旧不忘情于古器物碑版、书画的搜集。戴进《山水卷》是他晚年搜到的心爱之物，喜悦之情，可想而知。后来常在朋辈雅集之时，将此卷展示以娱悦同好。我于１９６５年冬曾客广州，与教授多次过从，谈天说地，此情此景，犹在眼前。惜在“文革”中，我们遭到同一命运，长期无缘南下晤面。“四凶”就擒，举国同庆，我们之间彼此通过信息，互致问候，但又时为工作所羁绊，迄至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再次临穗，一别１３载，物是人非，教授早已跨鹤西去，而我亦垂垂老矣，不禁感慨系之!差堪慰藉者，此行能在广州美术馆看到此公生前捐献国家大批古代珍贵文物，其中就有上面提到的戴进《山水长卷》，赫然在目，如睹故人。殊知此卷曾被不少同仁鉴定为明代中期之作，但未必属于戴氏手笔。此论点颇具权威性，似乎已成定案。故当广州美术馆为纪念建馆３５周年，与中文大学文物馆联合举办明清绘画特展时编印画集，将此卷收人集中，改作“明人山水”，谢文勇先生《读画小记》中有以下记载：“此卷为中山大学容庚教授捐赠。经鉴定，戴款不真，定为明人作品，从风格看属于浙派一路。明李开先《中麓画品·后序》，记述戴氏曾叹称：‘吾胸中有许多事业，怎奈世无识者，不能发扬’；《明画录》也称他‘死后始推为绝艺’。可见此卷当作于戴氏去世后，不然他在世画不为看重，谁愿花这么大功夫画此长卷假冒戴氏作品?”以上所引的一段文字，其前提认为是在“戴款不真”之下面引申出古人之说，藉以证明后人所为。却又觉得此卷“具大家气格，非庸庸画工所能。在流传的古代书画中，往往碰到像此卷一样，款识不真，但作品时代接近，艺术水平极高，如按所署款识看待当然不合实际，若就此束之高阁，不给面世，也至为可惜”。我们要感谢美术馆没有将它“束之高阁”，并编印全图公诸于世，具有高见卓识。由于辽宁省博物馆藏有清宫著录为南宋夏珪《江山无尽图》长卷，虽非夏氏真迹，无本人署具名款，当是南宋末期画家师法马元、夏珪两家技法融合而成的“天衣无缝”的佳构，用画与此卷对照，发现两图笔墨、山川、树石、人物、溪桥完全一致，连当中极细微的点苔，庐舍位置等，吻合无间，实乃咄咄怪事!由此引出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两图肯定出于同一画稿，其间必有一卷是临摹本。按常理。只有后来的画家才有可能临摹前人之作。如果可以认定明人山水一卷源出《江山无尽图》，此前提若被承认，接着是临摹者是否戴进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这正好是由于逻辑推理所必然揭示的，而且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作出正面回答的严肃问题。从鉴定上的责任感出发，我不能不承认此卷是戴进《江山无尽图》的摹本，而且是戴进早年致力于马、夏画派时辛勤用功的力作。根据是：第一，戴氏从南宋李唐、马、夏一派致力追求，如果不通过认真着力的临习功夫，就不可能创造出浙派的风骨；第二，卷后行书所署“钱塘戴进”名款，信笔出之，灵活而无凝滞之感；第三，如是作伪，当仿效名家常见之款式，如“静庵”或“静庵戴进”、“戴文进写”、“西湖静庵”行楷书，追求其形似和运笔结体，以欺鉴者。可此卷署款则大为不然，是戴氏早年未成熟定型时所书，恰与早年从事临摹若合符节，归于统一。因此，可以确定此卷应属戴氏早年真迹，可定名为《戴进摹宋人江山无尽图》，谅荷读者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