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苏联领导（尼·谢·赫鲁晓夫）总是竭力想‘坚决反击’中国人的‘特殊观点’与‘分裂活动’，为此就先是对中国施加精神和政治上的压力，然后施加经济压力，以迫使中国领导人接受我们关于社会主义建设形式与途径、关于国内国际政策的观念和观点。最初是在个人会见时的谈话中这样做，然后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论坛上这样做，随后又通过采取外交行动和通过报刊这样做，终于展开公开论战，日趋尖锐。结果，冲突‘公开化’，引起全世界各种政治势力的注意，认为是两个‘共产主义巨人’之间的关系‘破裂’。”
“论战很快就扩展到苏中两国的国家之间的政治关系然后是经济关系及其他领域，发展成为日趋尖锐的政治斗争，而且使用宣传、外交、经济和其他种种手段，以至包括使用军事措施，从而终于导致在边境上发生武装冲突。”
（二）是谁把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两国的国家关系上？
文件指出：“意识形态分歧扩大到国家关系上，基本上也是出于苏方主动。在此，我们从一开始就明显失算：过高估计了苏联对中国施加影响的可能性，而低估了中方抗拒对其施加压力的能力。”
“客观地讲，应当指出，在最初阶段，中共和中国领导表现了相当大的克制，但随后则进行抵抗，其规模越来越大，越来越尖锐， 越来越愤恨。这场逐渐尖锐化的思想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逻辑，使用宣传和外交手段业已无效和毫无结果，则促使采用越来越强大的‘杠杆’如经济贸易的、国际政治的进一步是军事的杠杆，来对中国施加压力。这些步骤越来越扩大了意识形态斗争和政治斗争的阵线。被日趋积极卷入这场斗争的不仅有其他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而且也有被迫对冲突双方采取这种或那种立场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尖锐的斗争扩大到了中国同华沙条约组织和经互会成员国的关系上，并且扩及世界政治领域。”
（三）苏中冲突的后果
文件指出：“即使苏联在同中国争论的重大问题上的方针和立场实质上是正确的，但是实践已经证明，我方用于影响中共和中国领导的政策所使用的方式方法，其本身就背离了各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健康的同志式关系的准则，因而是明显无效的，甚至是起反作用的。采取此种方法，结果是违背了苏联的利益。它们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造成苏中两国关系上不能容许的冲突局面的尖锐化，从而不仅给中国，而且与其说是给中国不如说是首先给苏联本身，给世界社会主义体系，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巨大损失，其中包括经济损失，并且引起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事实上的分裂。”
“苏联在对中国的政策上的失算和错误，导致伟大卫国战争后我国对外政策的最大的主要的失败，即同苏联的主要盟国、同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中国发生了冲突。这给我国带来了最沉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这场冲突的结果，最大的赢家是美国、西方和日本。苏联领导在对中国的关系上的失算和错误，其结果使苏联失去了中国这个最重要的战略同盟国，而美国以及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则因同中国接近获取了巨大的政治和经济优势。”
1995年回国后，我通过曾庆红同志将阿尔希波夫提供的三份文件呈送给江泽民总书记。同时，我拜访了在中央办公厅工作时的老领导、原国家主席杨尚昆，向他汇报了阿尔希波夫交给的三份文件的情况，并把文件的中文译本送给他。过了几天，杨主席指示说，在中苏关系恶化过程中，我们党、毛主席有什么责任，要认真研究，好好总结。
我随即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李静杰同志，向他介绍了阿尔希波夫给我的三份文件的内容，并转达了杨尚昆同志的指示。李静杰说，正好中国社会科学院刚传达了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的指示”，正准备召开座谈会，研讨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课题。经我和李静杰商定，他们负责邀请有关的专家学者、准备材料，我负责找开会地点、筹集所需经费。这样，就有了1997年12月和1998年4月两次座谈会，对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对20世纪60年代中苏大论战等问题进行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