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12月22日至24日，召开了讨论“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座谈会。会议参加者多是当年中苏大论战过程的直接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有从事外交工作、党的联络工作的原负责同志，有当年给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长期做俄文翻译的老同志，此外还有来自研究院所、高等院校等研究中共党史和中苏关系的学者，共20人。会议的宗旨是弄清历史事实，总结经验教训。鉴于关于苏联方面的问题，过去已经说过很多，所以这次讨论的侧重点是在中国方面，试图回答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在中苏关系破裂方面“中国有什么责任”这一重要问题。
与会者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以及新披露出来的材料，其中包括一些档案材料，对中苏关系从同盟走向分裂的过程作了回忆和分析。讨论没有简单地停留在谁是谁非上，而是对中苏分裂的历史背景、原因和经验教训进行了深入探讨。
大家认为，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以及邓小平关于“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的论述是我们研究中苏关系破裂原因的重要指导思想。
毛泽东关于“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是中苏关系要害所在”的论述，出自1964年10月苏共中央召开全会撤销赫鲁晓夫的职务后，他在11月4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的讲话。毛泽东在分析中苏分歧、公开论战问题时指出：“公开论战当然包括许多意识形态的问题、理论问题、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其实，最根本的问题，就是赫鲁晓夫、苏联领导集团的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这个问题由来已久，沙皇时代不说了，帝俄占了我们那些地方不说了。十月革命以后，列宁时期中苏关系还比较好，到了斯大林的时候，基本上也是好的。我们什么时候跟斯大林吵起来的呢？那是在1949年底到1950年初，我到莫斯科去祝贺斯大林70寿辰的时候。为什么吵起来呢？我当时为什么大发脾气呢？就是因为斯大林看不起中国，不把中国看成是一个兄弟的国家，而是以老子自居。”
毛泽东说，“当然，斯大林那时的错误还是局部的问题。但是，那个时候他要占领我们的大连、旅顺，要共管中长路，还要在新疆办三个合营公司。这就是大国沙文主义。他还把我看作是半个铁托。中苏分歧就是从苏联对中国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时开始的。当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在革命胜利之前，还有苏共对我们党采取大党主义的态度。那是旧账了。”
毛泽东说，“那时以后，发生一系列事件，什么父子党呀，什么指挥棒呀，什么搞超国家组织呀，经互会呀，等等，等等。赫鲁晓夫在1960年在布加勒斯特对我们搞突然袭击，就是因为我们不听从他的指挥棒。在1960年的莫斯科会议，我们跟他吵什么呢？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他要我们服从他的外交政策总路线。还有就是他还想搞父子党，反对兄弟党之间独立、平等、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原则和协商一致的原则。这都是搞大国沙文主义，都被我们顶住了。莫斯科会议声明中保留了一个支持苏共‘二十大’，一个‘反对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原则上应当反对，所以我们同意保留，但是他借反对‘个人迷信’干涉兄弟党内政，我们就不赞成。最后作了妥协，同意一般提出反对个人迷信。对苏共‘二十大’，我们声明这是对他又一次照顾，到此为止，下不为例。后来他反过来拿这根棍子打我们。这种大党主义、大国主义，搞指挥棒、父子党，是一脉相承的。”
毛泽东说，“苏联领导搞大国沙文主义，这是中苏关系中的核心问题，是要害所在。这个问题不解决，我们跟苏联之间的纠纷是一天也不会停止的。但是，要解决这个问题比较难，因为由来已久，有思想根源，有历史根源，可以一直追溯到沙俄的彼得大帝。所以，在俄国人的思想里，大俄罗斯主义是根深蒂固的。而其他的一些问题，比如意识形态问题、理论问题、马列主义的基本原则问题等等，本来是可以从长计议、从容讨论，一时解决不了，可以搁置起来，求同存异，可以在内部继续商讨，不一定非要指着鼻子公开论战不可的。就是因为有苏共领导的大国沙文主义这个实质问题不能解决，所以连带许多问题都不得不在公开论战中展开了。这并不是我们所愿意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