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党与党的关系上，苏共把自己视为“老子党”，把包括中共在内的其他党视为“儿子党”。参加座谈的同志说，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应该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说起，毛泽东思想就是在不断抵制和摆脱苏联控制的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把讨论的重点放在了赫鲁晓夫时期的中苏关系上。大家认为，中苏关系最好的时期是1954年至1957年，即赫鲁晓夫执政前期，而不是斯大林时期。赫鲁晓夫上台后，对中国做了不少好事：（1）纠正了斯大林时期对中国的一些不平等做法，如放弃了苏联在东北和新疆的特权。（2）增加了对中国的经济援助，“156项”援华项目，斯大林时期给了50项，其余是赫鲁晓夫时期给的。（3）重要事情同中国商量，尊重中国的意见，如在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以及召开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会议方面；苏联国内把毛泽东的哲学著作列为教材，等等。此外，当时中苏两国、两党在国际上的配合也相当好。有的同志说，如果说斯大林时期把中国同东欧各国一样看待，那么赫鲁晓夫则把中国看做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二把手”，在作出重大决定前，先同中国商量，中国有一定的否决权。这时中国方面也大力支持苏联。使赫鲁晓夫特别感激的是：（1）在苏共所谓“反党集团事件”中，中国明确支持赫鲁晓夫。（2）在社会主义阵营中，中国竭力维护苏联的“为首”地位。所以，在这期间，中苏两国和两党关系处于上升趋势。毛泽东曾说，到了赫鲁晓夫时期，中苏之间“有点兄弟党的味道”了。他还赞扬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勇敢”，“搬掉了压在我们身上的石头”。
参加座谈的同志指出，从赫鲁晓夫后来对中国态度的变化来看，在1954年至1957年间，赫鲁晓夫对中国这样友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在国内的地位不稳，有求于中国。他的地位一巩固，苏联传统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就暴露出来了。赫鲁晓夫骨子里还是想把中国拉入苏联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一体化。1958年他向中国提出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毛泽东马上意识到，这是苏联故伎重演：对中国仍然是不平等，还是老子党和儿子党的关系，还是想把中国搞成它的势力范围，从军事上控制中国。1959年赫鲁晓夫又撕毁协议，拒绝给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实际上是反对中国生产原子弹，企图把中国置于苏联的核保护之下。赫鲁晓夫同美国搞“戴维营精神”，压中国在台湾问题上让步，这使中国领导人怀疑苏美是否在背着中国做损害中国利益的交易。进入20世纪60年代，苏联单方面撤退专家，在边境制造事端，支持印度反华，企图压中国就范。到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则对中国大军压境，建立战略包围圈，甚至打算对中国使用核武器。所以，从赫鲁晓夫后期到勃列日涅夫时期，中国同苏联的斗争依然是控制和反控制的斗争。许多当年事件的参与者以其亲身经历证明，中国人在同苏联的交往中，确实有屈辱感。
（二）就意识形态方面而言，中苏争当“马克思主义正统”，互不妥协，中国在这方面责任更大一些
关于这个问题，参加座谈的同志谈了以下几个观点：
（1）如前所述，中苏两国和两党的关系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特殊关系。那时双方不仅要在对外战略、国内政策上保持一致，而且在意识形态上也要保持一致。到了20世纪50年代后期，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出现分歧以后，双方都认为自己是“马克思主义正统”，强调要捍卫马克思主义的“纯洁性”，在“原则问题上不能让步”。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建立在这样基础上的国与国、党与党的关系不符合客观规律，不管谁当政，都是注定要破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