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不是一般的意识形态分歧，因为它直接涉及双方的内政和领导人的地位。中苏论战是围绕双方的理论和内外政策是否符合马克思主义而展开的，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导致对对方内政的直接干涉。当时苏联指责中国是“教条主义”，中国指责苏联是“修正主义”。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能成为领袖，既然背离了马列主义，成了教条主义者或修正主义者，那还能当领袖吗？可见，中苏之间的意识形态问题实际是政治问题，是涉及最高领导人政治地位和命运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这场争论才具有如此尖锐的性质，并带来如此严重的后果。
（3）在意识形态争论中，中国错误更多些，责任更大些。中国方面的错误既表现在争论的内容上，也表现在争论的方式上。在争论内容上主要有两个错误：第一，对国际问题的看法，即对时代、对战争与和平的看法。从20世纪50年代末到60年代，从整体上来看，已不存在革命和战争的形势，世界开始进入一个和平发展的时期。而我们还强调“时代没有变”，还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这是照搬几十年前列宁和斯大林的观点，确实是“教条主义”。相反，赫鲁晓夫主张缓和、裁军，集中力量搞建设，同美国搞和平竞赛，想在经济上显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反映了新时代的要求。第二，我们拿自己国内那一套不成熟的政策和经验去套苏联国内情况，并由此得出结论认为，苏联不是搞社会主义，而是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在论战方式上，我们强调论战要进行“一万年”、“八千年”，不留回旋余地。到后来，实际上是要求苏共只有放弃二十大和二十二大路线，才能停止论战，改善中苏关系。这同我们自己在波匈事件后倡导的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要实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相违背的。
（三）20世纪50年代末中国内外政策的“左”倾是中苏走向分裂的推动因素
有的同志指出，1957年以前，中苏关系处于上升趋势，因为这一时期两国内外政策、战略利益和方向基本一致。195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的路线也基本一致。这里面有分歧，一是斯大林问题，双方经过交换意见，观点已经比较接近；二是和平过渡问题，我们当时也没有把它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苏共二十大和中共八大对整个国际形势的分析是相同的。苏共二十大强调和平共处与和平竞赛，中国在八大前后的外交战略也是谋求缓和。毛泽东讲，争取10年的国际和平环境，为国内建设打下基础，这是有可能的，后来又说争取15年也有可能。在国内方面，中苏都强调集中力量搞经济建设，而且这时两国都开始探索改革传统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党内生活方面，双方都强调加强集体领导，反对个人迷信。但是，正是在中苏关系的鼎盛时期，中国在国际国内反“左”和反右的倾向问题上发生了转变，随之内外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
在国际上，波匈事件后，中国重点从过去主要反对“教条主义”转为既反对“教条主义”也反对“修正主义”，以后又进一步强调“修正主义”是主要危险。在国内，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在内部讲时，重点是反“左”，到发表时修改为重点反右。在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不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而是阶级矛盾。结果是，国际的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国内的主要矛盾是阶级斗争，这样就从根本上修改了八大路线。
对于国际力量的对比，毛泽东强调“东风压倒西风”，1958年又重提“纸老虎”，显然是作了过于乐观的判断。与此同时，整个外交方针也发生了变化，由原来的谋求缓和，以打开同西方的关系为重点，转向以加强反美斗争为重点。八大二次会议上曾确定这样的外交方针：反对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团结社会主义；反对美国，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军国主义，争取民族主义。这几个战略目标都是超出当时中国国力的，也不符合当时中国的国家利益。这使中苏原来对外战略上的一致格局被打破，结果双方的共同语言和相互理解越来越少，信任的基础越来越脆弱。在这种情况下，就发生了赫鲁晓夫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要“对表”的问题。1963年中苏开始公开论战，这一方面是中苏关系恶化的结果，另一方面也是中国国内政治“左”倾化的需要。以后“反修防修”口号提了出来，国内国际相辅相成，一直到发动“文化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