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中国是一个大国，中华民族包括五六十个民族。我们中华民族从来就没有向人屈服过，有挫折但还是继续奋斗，还是顽强地崛起。100多年来，帝国主义列强要征服我们这个民族，结果它们都失败了。我们现在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当然更不能向任何外国屈服，即使对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美国，我们也没有低过头。对苏联也是一样，我们决不屈膝称臣。我们争的也不是居人之上，而是平等的地位。这一点我是站得住的，是可以得到世界人民同情的，也包括苏联人民同情的。”
邓小平关于“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的论述，出自1989年5月他会见苏共中央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的谈话。1989年5月16日，他在同苏共中央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谈话时指出：“从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会谈，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苏两党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我算是那场争论的当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无足轻重的角色。”“应该说，从六十年代中期起，我们的关系恶化了，基本上隔断了。这不是指意识形态争论的那些问题，这方面现在我们也不认为自己当时说的都是对的。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邓小平的这番话，点出了当年中苏关系恶化的实质。
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从整个国际关系来看，当年的中苏关系是一种特殊的国家关系：这种关系长期以来就同中国国内的政治、经济、外交和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相结合，是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经常起作用的重要因素。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基本上是照搬苏联的。1956年毛泽东为避免苏联模式的弊端，开始探索走自己的路，搞试验，结果搞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20世纪60年代为避免苏联“修正主义”在中国重演，又搞了“文化大革命”。邓小平搞改革开放，目的还是要突破苏联模式，寻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可以说，在中国国内政治生活中，始终有一个“苏联问题”。从中共历史来看，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共的大政方针包括党的领导人都是莫斯科规定或是必须经过莫斯科批准的。1973年中共十大时，王稼祥总结说，中共党内“十次路线斗争”每一次“斗争”都同苏联有密切联系。可见，苏联又是长期影响中共党内生活的重要因素。所以，大家认为，研究中苏关系的历史是研究中共历史一个不可缺少的方面。正确总结中苏关系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对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和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坚持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导致当年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历史原因，有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冲突，有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同时领袖人物的个人因素在这一过程中也起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一）在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方面，苏联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是导致中苏分裂的主要原因。从总体上来看，苏联的责任是主要的
参加座谈的同志一致认为，中苏从同盟走向分裂的根本原因是苏共领导人的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从沙皇到斯大林，扩张主义和沙文主义是一脉相承的。沙皇俄国侵占中国15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过去周恩来就说过，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对中国损害最大的是日本，而得好处最多的是俄国。列宁曾谴责沙皇俄国对中国的侵略。十月革命后不久，苏俄政府发表对华宣言，说要废除沙俄同中国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并将公布沙俄的档案，但后来变卦了，因为涉及到国家利益，列宁后退了。与此同时，苏俄派军队到蒙古，搞了个“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不仅要把蒙古分裂出去，还支持新疆闹独立。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条件之一就是恢复沙皇俄国在中国东北的权益。所以“文化大革命”期间，周总理同外宾谈到中苏关系分裂历史时，总是从雅尔塔协定说起。新中国成立以后，斯大林仍企图把新疆和东北置于苏联的势力范围内。总之，在国家关系方面，中国总是吃亏的，中国人有屈辱感。从本质上说，中国同苏联的斗争是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