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关于毛泽东的个人作用
参加座谈的同志认为，中苏同盟关系破裂是必然的，但是两国两党关系是不是一定要搞得那么紧张，倒不是必然的，而且看来是有可能避免的。中苏关系的破裂除了国家利益的冲突是主要原因外，还有主观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其中包括领袖人物的个人作用。中苏关系破裂的过程正是毛泽东个人迷信发展和盛行的时期。所以，在剖析中苏分裂原因时，不能忽视毛泽东的个人的作用。
除前面谈到的中苏分裂同毛泽东晚年思想“左”倾有关外，关于毛泽东的个人作用，参加座谈的同志还谈到以下几点：
（1）毛泽东同苏联打交道的委屈感由来已久。历史上，毛泽东长期受王明路线（背后是苏联）的排挤；毛泽东在党内的领导地位确立以后，苏联继续通过共产国际干预中国党内事务；中国革命胜利了，斯大林仍怀疑毛泽东是“铁托”。所以，在新中国成立前见到米高扬和新中国成立后见到斯大林时，毛泽东总是说，“我是受排挤的，过去有话没地方说”。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时，曾受到斯大林的冷遇和不平等对待。但是，斯大林在世时，毛泽东从大局出发，把这些委屈和恩恩怨怨都忍下了。有的同志说，赫鲁晓夫上台后，由于有求于中国，对毛泽东采取尊重和逢迎的态度，这给毛泽东造成一种错觉，好像斯大林逝世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出现了新的局面：从国力上，社会主义阵营还是要以苏联为首；在思想和道义上，毛泽东则是领袖。毛泽东瞧不起赫鲁晓夫。但是，当毛泽东感到赫鲁晓夫还是搞苏联原先那一套时，他就把长期的积怨发泄到赫鲁晓夫身上。
在谈到毛泽东和赫鲁晓夫之间的冲突时，有的同志说，毛泽东代表受压迫的中华民族反抗外国列强的性格，赫鲁晓夫代表俄国传统的大国沙文主义的性格，二者是不能相容的。
（2）苏联领导人公开声称要毛泽东“下台”，这是对已经恶化的中苏关系火上浇油。在中苏分裂的过程中，双方都把斗争的矛头对准对方的第一把手，无疑是对两国关系火上浇油，最后导致两国关系进入死胡同。1960年华沙条约首脑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公然辱骂毛泽东是“老套鞋，应该扔掉”。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周恩来率中国代表团访苏时，苏联国防部长竟对中国代表团说，“我们把赫鲁晓夫搞掉了，你们要把毛搞掉”。所有这些都使中苏关系难以挽回。毛泽东对苏联的态度越来越严厉。开始他还说，对赫鲁晓夫要“整一整”，到了1963年就下决心以压促变，把赫鲁晓夫整掉。1965年苏共中央邀请中共中央派代表团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毛泽东坚决拒绝派代表出席，看来他已下决心同苏联彻底决裂了。
（3）赫鲁晓夫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使毛泽东无法容忍。中苏开始分裂时，正是由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使毛泽东在国内党内面临困境的时候。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问题上，毛泽东是容不得批评意见的。赫鲁晓夫等苏共领导人起初对中国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不表态，以后开始影射攻击，然后发展到公开奚落。有的同志说，这是触到了毛泽东的“痛处”。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毛泽东印发了他给王稼祥的信：“稼祥同志：此件（指赫鲁晓夫1959年7月在波兰讲话时攻击人民公社的材料）请看一下，有些意思。我写了几句话，其意是驳赫鲁晓夫的，将来我拟写文宣传人民公社的优越性。一个百花齐放，一个人民公社，一个大跃进，这三件，赫鲁晓夫们是反对的，或者是怀疑的。我看他们是处于被动了，我们非常主动，你看如何？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战，包括党内大批反对派和怀疑派”。庐山会议之所以对彭德怀批判得那样严厉，原因之一就是毛泽东认为，彭德怀是配合赫鲁晓夫向他施加“内外压力”。他当时确实怀疑彭德怀同赫鲁晓夫暗地里有勾结，里通外国。庐山会议后，对彭德怀立了专案，审查他的“里通外国”问题。从此，在中国党内“斗争”中形成了“里通外国”的概念。这个“外国”就是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