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是我国灾难深重的一年，在我个人的记忆中，也是极其难忘的一年。1月8日，我们敬爱的周总理被病魔夺走了生命；人们沉痛的心情还没有过去，7月6日，我们的朱德委员长又与世长辞；人们的泪水未干，又发生了唐山的强烈地震；遭到地震破坏的北京，还没有来得及治理创伤，9月9日，又传来了伟大领袖毛主席逝世的噩耗，悲哀笼罩着首都北京。就在这悲痛的时刻，我接到北京市委的紧急电话，叫我立即到谷牧同志那里去开会。谷牧同志传达了中央的决定：9月11日至18日，人民大会堂组织群众吊唁并瞻仰毛主席遗容；同时，要做长期保护遗体的准备工作，在群众吊唁、瞻仰遗容期间，一定要保护好遗体，并万分强调这件工作是对党对全国人民负责的重要政治任务，要万无一失，不能有丝毫差错，而且宣布了严格的纪律。
我接受这项任务时，在悲痛之余，心情是十分沉重的，忧心与压力交织在一起。
一、在悲痛的日子里保护遗体
在大会堂北大厅各界人士瞻仰遗容期间，为保护好主席遗体，交给我们的任务是：
1.要做一个玻璃棺，把遗体放在棺内，既能瞻仰遗容又能保护遗体。时间很急（只有一天的时间），事前又无准备，只好先找现成的。首先想到的是苏联于1924年送给孙中山先生的水晶棺。我们立即到碧云寺，打开棺一看，由于种种原因不能使用。怎么办？制造玻璃棺时间来不及，又不安全。因此，确定制作一个有机玻璃棺。但北京市只有一个小厂生产有机玻璃板，最长的板只有1.6米，而实际需要2.2米的板，我们便到北京市有机玻璃厂传达了中央要制作的精神。传达精神后，从厂长到每个职工都表示保证完成任务。我们和该厂干部职工一起含着热泪夜以继日，边试验，边粘接，克服了种种困难，把短板粘接成2.2米的长板，只用了十几个小时就粘合成了有机玻璃棺。11日，工厂职工将有机玻璃棺送到人民大会堂北大厅，把主席的遗体安放在棺内，并使棺内成为有益于保护遗体的一个小环境。
2.隔氧。我和化工部陶涛同志找了北京市氧气厂和化工系统的同志，研究并确定往棺内充惰性气体的工作，使棺内的含氧量降到医疗保护组要求的标准。
3.降温。棺内的温度最好保持在6－7摄氏度，这是保护好遗体的重要条件之一。但是，当时难度很大，北京的九月，气温还是较高的，特别是每天瞻仰遗容的各界人士都在3万以上，人体散发的热量和气温叠加，使北大厅的室温急剧上升。虽然空调已开至最大冷量，室温仍在15摄氏度以上，棺内温度也在13摄氏度上下，很不利于遗体保护。因此，谷牧同志请来了各方面的制冷降温专家和北京市冷冻机厂、北京市医疗器械厂等有关厂的领导、技术人员和老工人，采用了液体介质、气体介质降温，这样虽然有明显的效果，但还是不稳定。北京市计委的谢飘同志和半导体专家们又制造出了半导体制冷降温的设备，通过综合降温使棺内的温度稳定在7-8摄氏度，夜里可以降到6摄氏度。当时，我心脏的跳动是随着棺内温度计的升降而变化的，温度一高我就紧张，心脏也就跟着快速跳动；温度一低，我就放心了一些，心脏跳动才缓慢、正常起来，这决不是夸大其词。当时，“四人帮”正在猖狂地进行反革命夺权活动，如何保护遗体也是他们发难的借口之一。当时谷牧同志讲，如果遗体保护不好，我们就会成为千古罪人。为了完成这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一大批同志兢兢业业守护着棺内的测试仪表，直到吊唁瞻仰遗容结束。
4.要搞一个长期保护遗体的措施，这就是当时严格保密的769工程。我安排北京市冷冻机等厂的领导同志和工程师、老工人，把保存遗体的房间装好设备，保证温、湿度。有几位同志还要长期留在那里保证设备的完好与运行。以上的几项措施，为长期保护遗体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