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当越来越多的人涌向歌乐山寻找亲人、朋友和同学时，山林再也无法沉寂下去，哭喊声处处可闻。1949年12月1日出版的重庆《大公报》以“蒋匪灭绝人性屠杀革命志士”为题，记下惨绝人寰的一笔:“一位青年妇人，正抱着她的一个一岁多的孩子，在那里痛哭，找她丈夫的尸体。天！这怎么找得到！那么多焦尸，已没有一个还像人样，没有一个能认清面目。”
记者们亲眼看见遍地的焦尸、一两尺深的血水和亲人们的眼泪，写道:“这惨痛的情景，叫记者怎能下笔，怎么能形容得出来呢！”
战士痛哭“我们来晚了”
12月1日，解放军冲进了渣滓洞、白公馆。在刚刚经历了与胡宗南部队和罗广文残部的生死厮杀之后，那些流血不流泪的战士们此刻也失声痛哭:“我们来晚了！”“我们来晚了呀！”
两三天后，从大屠杀中侥幸脱险的人们跑回歌乐山。罗广斌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带着大家冲进白公馆，冲进平二室牢房，撬起屋角的一块木地板，五星红旗还在。那是狱中难友们听说新中国成立后用被面、草纸和饭米粒制作成的红旗。攥着它，几个人抱头哭起来。
《大公报》在1949年12月14日的第三版《三十名志士忠骸 昨开始收殓装棺》中描述:在距白公馆八公里的电台岚垭被杀害的三十名革命烈士的尸体，昨天由治丧处派人前往发掘收殓。据脱险志士说:上次传说有四十二名同时遇难，数字不确，总数是30名，其中“渣滓洞的29名，白公馆1名。当昨天收殓工人挖掘的时候，首先挖出一具，后来挖了很久，将其余28具在深坑底部发现(另外一具是在不远的一块田地里掘出)，可是挖出的这29具志士尸体多都腐烂了，除江竹筠和李青林两位女志士忠骸被亲属认出，其他无法辨认。当29具志士尸体搬出土坑时，认尸的家属和观看的附近居民都悲痛欲绝，愤怒不已。这29具志士的尸体除每人穿了一件内衣裤外，连衣服、鞋、裤也被特务剥光。据附近居民说，这些志士们的衣服鞋裤是在殉难前被特务们强迫脱掉，第二天还有人看见特务把那些西装、毛衣等物在磁器口摆地摊出卖。
大收殓依据头发辨出江姐
红岩英烈殉难60周年！他们生命的最后一刻，仍然惦念着党的前途和命运。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够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就是因为有无数的先进分子忠诚自己的理想、忠诚自己的国家、忠诚自己的人民。
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上世纪80年代初，我市党史工作者胡康民在重庆市委办公厅档案处找到一份2万多字的报告，名为《关于重庆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
报告是罗广斌写的，递交给党组织的时间是1949年12月25日，距离罗广斌等人从白公馆和渣滓洞中脱险不满一个月。报告详细记载了解放前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始末，以及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发生的真实事情，分为案情发展、叛徒群像、狱中情形、狱中意见等七个章节(其中第五、第六章节以及第四章节的部分内容已经遗失)。按胡康民的说法，他找到了小说《红岩》的一部“账本”。
1994年公开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胡康民第一次提到了“罗广斌的报告”。这时，他已经可以清晰地画出报告形成的时间轨迹:
1948年底，罗广斌在渣滓洞的禁闭室里碰到老上级张国维。张国维被捕前是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张国维是个有心人，给罗广斌交代了一个任务:“我们大多数人可能没法活着出去，但你不一样。你有个哥，掌十万雄兵。你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罗广斌牢牢记住了张国维的嘱托，积极结交狱中难友。
1949年1月17日是江竹筠的丈夫彭咏梧遇难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的难友们纷纷向江姐致敬，江姐当天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要求大家对被捕前的情况、被捕时的案情应付以及狱中学习情形进行总结。罗广斌从中又了解了不少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