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个待遇，后来又流传了鲁迅一个“感人”的故事。鲁迅逝世后，孙伏园回忆说：鲁迅先生和我商量，只要够旅费，我们应该把陕西人的钱在陕西用掉。后来打听到易俗社的戏曲学校和戏园经费困难，我们便捐了一点钱给易俗社。西北大学的工友们招呼得很周到，鲁迅先生主张多给钱。
孙伏园在说这个故事时还拉了两位先生作陪衬，一位不愿捐一位不愿多给。这件事后来载入很多鲁迅传，并把它当做鲁迅慷慨人格的例证。
但我们看鲁迅日记，并没有看到将钱全花在陕西和多捐的记载，相反，第一笔钱拿到后，第二天他即托孙伏园到邮局给北京寄回86元还新潮社的账，第二笔钱拿到后，当即托陈定谟寄回北京50元。如说鲁迅给陕西留钱，除了买古董古籍花了那32元外，他确实给易俗社捐了50元。其余并没有看到鲁迅为什么东西和什么人花去大数目。
易俗社1912年7月成立，宗旨为“编演新戏曲，改造旧社会”，鲁迅在西安时，曾五次观看该社演出，可能有感于陕西人的慷慨，有感于易俗社的宗旨和现状，鲁迅在临行前捐了钱，这个数目也不少，也能表现出鲁迅的慷慨，但非要说鲁迅要把钱都花在陕西，我们还是应该从史料出发尽可能还原历史本相，这样可能更符合鲁迅朴素的面孔。
给陆军学生讲小说史
鲁迅课讲完后，又应邀于30日到讲武学堂给陆军学生讲演了一次。
关于这次讲演，又流传出了鲁迅一个不愿替军阀粉饰的故事。据林志浩先生《鲁迅传》记载，“统治陕西的督军兼省长刘镇华，为了沽名钓誉，粉饰门面，托人请鲁迅给士兵和下级军官讲演，题目嘛，希望换一个，不要再讲小说史。他妄想鲁迅会像半年多以前康有为来西安讲学那样，借题发挥，替他吹捧一番。但鲁迅却机智地回答说：‘讲演，可以，但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给了这个封疆大吏一个软钉子，碰得他十分气愤，就要撕下‘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后经人劝解，才告平息。”
林贤治的《人间鲁迅》也持此说。
在鲁迅日记里，没有记载这样的事，相反，在临行前一晚，“刘省长在易俗社设宴演剧饯行，至夜又送来《颜勤礼碑》十份，《李二曲集》一部，杞果、蒲陶、蒺藜、花生各二合”。如果鲁迅真要像上面描写那样，为什么还会收下这等东西呢？
鲁迅回到北京下车时，“税关见所携小古物数事，视为奇货，甚刁难，良久始已”，连这种让人气愤的小事都用冷峻的笔简洁记下，如果真的出现上述情景，以鲁迅性格，我想他会在日记中有所流露的。
今天看来，鲁迅给士兵和下级军官讲小说史，他们中会有多少人听得懂呢？鲁迅日记里记载，此次讲演只讲了约半个小时，这么短的时间，小说史又能说出一个什么所以然。如真有上述情景的话，我倒觉得鲁迅还真不如换个题目的好，比如说说一个好的士兵应该如何保家卫民，非要去讲小说史，则应是鲁迅的不近情理的执拗吧。
鲁迅一小段人生历程，就有那么多人为拔高的附加。看来如果真想让鲁迅走下神坛，或让鲁迅研究走向深入，在历史背景下从史料出发“还原”他的任务还很艰巨。（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