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意志上的不自愿。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与此前后的批判运动不同，涉及教育、出版、科技、文艺各界，人人洗澡，个个过关，只要是读过书的，便无所逃避于其间。与思想改造运动同时配套的，还有土地改革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内部的“清理中层”。若有违抗，很有可能划入更可怕的专政对象。国家机器、主流舆论和群众运动，给知识分子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
《故国人民有所思》所依据的史料，基本是当年组织系统的内部文件和情况汇报，其中披露了运动策划者与组织者的动机和谋略。北京市委布置“烧教授”的计划，提出要对他们“猛火攻、慢火炖”，“打破情面、打下架子、打下尾巴”。知识分子是否愿意接受改造，检讨得是否深刻彻底，不仅与政治划线有关，还涉及切身利益。职称评定以政治立场挂帅，文件明确规定：“政治态度划为中右的，或虽划为中中，但表现一般或倾向落后的教师，一般地不考虑提升职务。”而那些政治上不可靠、对新政权有疏离感的教授，索性借院系调整之际，将他们调离京城，到偏远省份任教。
当然，有大棒子，也有胡萝卜。1952年前后，国家将知识分子纳入国家的干部编制，全部包养下来，让其没有衣食之忧，甚至让少数高级知识分子享受超等待遇。京津地区一级教授的工资三百四十五元，而当时小助教收入，最低的五十六元。谁是一级、二级教授，谁是三级、四级教授，除学术水准之外，政治态度是更重要的考量。首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冯友兰第一次教授评级，只评到四级，后来拼命检讨，努力表现，才转为一级教授。
马寅初先生是思想改造的始作俑者，他的原初想法不过是一场学习运动，让教师们聚在一起，领会马列主义而已。但一旦被组织接过去，便变为人人检讨、相互揭发的“洗澡”运动。戕害中国半个世纪之久的检讨文化、大批判文化从此在读书人当中扎根发酵，危害无穷。二十年前北京有一部电视连续剧，其中有一段情节，街道大妈嘲笑当老师的邻居：“知识分子？不会写检讨的还叫知识分子？”1949年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大部分精力不是用于研究学问，而是不断地写检讨，想办法如何在运动中过关。最近，一百二十万字的《李慎之的检讨书》正式出版，捧在手里两大厚本，读者的心情却比书还沉重：在那些风雨如晦的岁月之中，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在干些什么？假如没有接踵而至的各种政治运动，诺贝尔奖大概早就成为囊中之物了。
真正的读书人对权力与金钱的兴趣不浓，他们最在乎的是面子，面子与人格尊严有关，这是读书人最得以自重之处。最近南京大学的校园话剧《蒋公的面子》在全国大红大紫，解玺璋先生的评论很精彩：蒋介石未必在意自己的面子，更不在乎文人是否给自己面子，“倒是真拿自己面子当回事的，几个文人而已”。然而，思想改造运动首先要扫荡的，就是文化人的面子。让那些平时令人尊重的大教授“洗小盆”(教研室里检讨)、“洗中盆”(全系师生面前检讨)、“洗大盆”(在大礼堂里全校检讨)，在众多学生、同事面前，公开交代自己的反动历史、丑陋思想，用最不堪的语言数落自己、作践自己。对于爱面子的读书人来说，真可谓生不如死。难怪几次全校检讨都没有通过的冯友兰、金岳霖私下见面，两人抱头痛哭。
自我作践还不算难事，只要痛下决心，脸皮厚就行。最难的，还要揭发批判别人，不仅揭发批判，而且还要比谁的调子高、语言毒、态度狠。读思想改造运动的史料，最让我感慨的，还不是组织上的严厉，而是知识分子同道间的自相攻击。梁漱溟在大会上要求给一个自我辩白的机会，台上的毛泽东默许了，却被底下的民主党派同仁一片怒吼轰下了台。同事之间、师生之间、朋友之间，乃至夫妻之间、父子之间的揭发，连客厅里、饭桌边、床笫上的私密话都被抛出来了。儒家传统的私德伦理被神圣的革命道义论抹杀，从此，知识分子之间，除了革命公义之外，再无私情可言。人是不大容易被陌生人伤害的，而最容易伤害你的，正是你最在乎、有私人情感的朋友和亲人。然而，在强大的“利维坦”面前，人人自危，个个欲苟全性命。人性其实差别不大，一半是天使，一半是魔鬼。好的制度环境可以激发人性之善，而反之却让天使变成魔鬼。所谓的政治运动，实际是知识分子自己整自己的运动，或者借刀杀人，或者卖友保身，先将仇敌抛出去，随之将朋友推入火坑，最后轮到了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