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不仅是一场对外的民族战争，也是一场国内的思想运动。知识分子自以为爱国，但为什么你们有如此深刻的亲美、崇美、恐美情结？你们清华留美学堂出身，又在欧美留学多年，喝着帝国主义的狼奶长大，言必称柏拉图、杜威，谈起西方如数家珍，讲到中国，又了解多少？……在义正词严、排山倒海的大批判面前，留洋归来的知识分子纷纷惶惶然，感觉自己真的成了与中华民族格格不入的文化买办和学术洋奴，只能举手投降。
即使没有留过洋的，也有另外一种平民主义的立场选择考验着知识分子。新意识形态的核心理念是阶级斗争，不少知识分子可以接受社会主义理想、新民主主义路线和唯物史观，但无法接受阶级斗争的学说，他们相信梁漱溟的说法，中国社会没有阶级，只有“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土改运动当中，大批中高级知识分子参加土改工作团，让他们亲眼见识农村阶级斗争的严酷现实。这一招果然收到奇效。知识分子原先以为自己与人民大众有天然的感情，一到农村，发现自己早就与社会脱节，与人民疏离。沈从文在给夫人张兆和的家书中沉痛地说：“土改以后，觉得自己在城市中胡写几十年，与人民脱节无一是处，痛苦之极。”
宋代以后的平民主义趋向和近代以来的民族主义情感，在中国知识分子精神传统中根深蒂固，具有价值上的合法性。当组织上要求知识分子检讨自己的思想学术立场，他们在理性上真的以为自己有什么问题，需要认真地反省和检讨。而原先崇尚的个人独立和学术自由，又被批判为自私自利的个人主义。个人等同于私，人民等同于公，这样的公私二分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源远流长，个人主义就是与中华民族与人民大众对抗。通过政治上的“分清敌我”，将思想与学术政治化，将学术问题化约为思想立场，将思想取向化约为政治态度。学术、思想和政治失去其合理的边际分界，被整合为一个整体性的立场问题，这使得知识分子全然失去了往日的自信和自尊，于是自我作践、自我矮化未必不是出于内心的真诚。
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整体上失去了自我。然而，思想真的可以通过群众性的暴风雨运动得以改造，得以重新塑造吗？王元化先生在《癸酉日记》之中，意味深长地写道：“思想是古怪的东西。思想不能强迫别人接受，思想也不是暴力可以摧毁的。”
“凭阑静听潇潇雨，故国人民有所思。”在江南闷热异常的梅雨季节，回眸那段心路历程，“故国人民”真的应该走出无知与健忘，“有所思”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