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月六日，鲁迅致曹靖华：“本月二十左右，想离开上海三个月，九月再来。去的地方大概是日本，但未定实。至于到西湖去云云，那纯粹是谣言。”这里首次提及出行时间，也首次提及要去日本，但距致曹白信已有十余日，当是经过了一番考虑；但讲“大概”、“但未定实”，说明还在考虑之中。
七月十一日，鲁迅致王冶秋：“医生说要转地疗养。……青岛本好，但地方小，容易为人认识，不相宜；烟台则每日气候变化太多，也不好。现在想到日本去，但能否上陆，也未可必，故总而言之：还没有定。现在略不小心，就发热，还不能离开医生，所以恐怕总要到本月底才可以旅行，于九月底或十月中回沪。地点我想最好是长崎，因为总算国外，而知道我的人少，可以安静些。离东京近，就不好。剩下的问题就是能否上岸。那时再看罢。”至此就很清楚了：去日本，乃是鲁迅自己比较若干可能的去处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旨在安静养病，不受打扰。仍讲“还没有定”，却已与先前意思有所不同，现在所顾虑的主要是入境问题。然而因为病情缘故，致使行期由“本月二十左右”推迟到“本月底”了。
七月十二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注射讫。”治疗暂告一段落。但十五日日记即云：“九时热三十八度五分。”同日致曹白信(注明“鲁迅口述，许广平代笔”)云：“注射于十二日完结，据医生说：结果颇好。但如果疲劳一点，却仍旧发热，这是病弱之后，我自己不善于静养的原故，大约总会渐渐地好起来的。”十六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诊并再注射。”鲁迅再次陷入“还不能离开医生”的境况。十七日，鲁迅致许寿裳：“弟病虽似向愈，而热尚时起时伏，所以一时未能旅行。现仍注射，当继续八日或十五日，至迩时始可定行止，故何时行与何处去，目下初未计及也。”
七月二十三日，鲁迅日记：“下午须藤医院之看护妇来注射，计八针讫。”治疗又告一段落。同日致雅罗斯拉夫普实克：“我因为今年生了大病，新近才略好，所以从八月初起，要离开上海，转地疗养两个月，十月里再回来。”行期由“本月底”推迟到“八月初”了。
八月一日日记：“上午邀内山君并同广平携海婴往问须藤先生疾，赠以苹果汁一打，《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一本。即为我诊，云肺已可矣，而肋膜间尚有积水。衡体重为三八。七启罗格兰，即八五。八磅。”二日致沈雁冰：“注射已在一星期前告一段落，肺病的进行，似已被阻止；但偶仍发热，则由于肋膜，不足为意也。医师已许我随意离开上海。但所往之处，则尚未定。先曾决赴日本，昨忽想及，独往大家不放心，如携家族同去，则一履彼国，我即化为翻译，比在上海还要烦忙，如何休养？因此赴日之意，又复动摇，惟另觅一能日语者同往，我始可超然事外，故究竟如何，尚在考虑中也。”同日致曹白：“我的病已告一段落，医生已说可以随便离开上海，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所向之处，却尚未定。……总之，就要走，十月里再谈罢。”这是鲁迅病情最乐观的一段时间了，已经说“在一星期内，我想离开”；但“赴日之意，又复动摇”——具体原因，他讲得明明白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