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二十日，鲁迅致赵家璧：“待到去信转辗递到，他寄回信来，我又不在上海了，……我想在月底走，十月初回来。”次日日记：“下午须藤先生来注射，于是又一环毕，且赠松鱼节三枚，手巾一合。”但二十三日日记云：“九时热七度八分。”二十五日致母亲：“男病比先前已好得多，但有时总还有微热，一时离不开医生，所以虽想转地疗养一两月，现在也还不能去。到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这是鲁迅最后一次预计出行时间。
接下来他提到此事，就显得更加悲观，八月二十五日给母亲写信后，“须藤先生来诊”，当日致欧阳山：“我比先前好，但热度仍未安定，所以至今说不定何时可以旅行。”二十七日致曹靖华：“我的病也时好时坏。十天前吐血数十口，次日即用注射制止，医诊断为于肺无害，实际上确也不觉什么。此后已退热一星期，当将注射，及退热，止咳药同时停止，而热即复发，昨已查出，此热由肋膜而来(我肋膜间积水，已抽去过三次，而积不已)，所以不甚关紧要，但麻烦而已。至于吐血，不过断一小血管，所以并非肺病加重之兆，因重症而不吐血者，亦常有也。但因此不能离开医生，去转地疗养，换换空气，却亦令人闷闷，日内拟再与医生一商，看如何办理。”二十八日致杨霁云：“现医师不许我见客和多谈，倘略愈，则拟转地疗养数星期，所以在十月以前，大约不能相晤：此可惜事也。”
八月三十一日，鲁迅致沈雁冰：“我肺病已无大患，而肋膜还扯麻烦，未能停药；天气已经秋凉，山上海滨，反易伤风，今年的‘转地疗养’恐怕‘转’不成了。”先前还说“下月初，也许可以走了”，现在取消计划，或与前一日日记所载“下午须藤先生来诊”不无关系，亦即鲁迅所说“再与医生一商”。黄源《鲁迅先生》则云：“因为热度始终未退，医生不准他远行。”
鲁迅此后几封信里，所说都是这个意思，如九月三日致母亲：“大约因为年纪大了之故罢，一直医了三个月，还没有能够停药，因此也未能离开医生，所以今年不能到别处去休养了。”七日致曹靖华：“至于病状，则已几乎全无，但还不能完全停药，因此也离不开医生，加以已渐秋凉，山中海边，反易伤风，所以今年是不能转地了。”十五日致王冶秋：“我至今没有离开上海，非为别的，只因为病状时好时坏，不能离开医生。现在还是常常发热，不知道何时可以见好，或者不救。北方我很爱住，但冬天气候干燥寒冷，于肺不宜，所以不能去。此外，也想不出相宜的地方，出国有种种困难，国内呢，处处荆天棘地。”
以上就是鲁迅拟议赴日疗养，而最终未能成行的始末。由此可知，周海婴转述周建人所说“记得须藤医生曾代表日本方面邀请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遭到鲁迅断然拒绝，说：‘日本我是不去的！’”，以及王元化所说“须藤医生曾建议鲁迅到日本去治疗，鲁迅拒绝了”，并非事实，不能构成推论的前提。至于鲁迅一九三六年九月十八日致许杰信所云：“我并没有豫备到日本去休养；但日本报上，忽然说我要去了，不知何意。中国报上如亦登载，那一定从日本报上抄来的。”也不难理解：既然没有去成，自不愿别人以此作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