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有不少研究者要为潘金莲翻案，认为潘金莲是封建制度下的悲剧，是被封建礼教扭曲的灵魂。潘金莲实际上是一夫多妻制度下女性的寓言，女子的依附地位，女性在家庭中的挣扎和争斗，女子性欲的压抑以及为释放性欲所冒的危险，女子不安分的最后结局，如此等等，都在潘金莲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小说对潘金莲的描写中透露出一种矛盾态度，作者一方面要把潘金莲塑造为淫妇的典型，比如将少女潘金莲的爱美之心称为“做张做势”，以说明其天生之淫荡，不惜笔墨描写潘金莲与西门庆私通和毒杀武大的经过，详细描写其与西门庆的性交过程，与其他男人的私通细节。但是小说的描写又对潘金莲的结局表示同情：“堪悼金莲诚可怜。”潘金莲之堕落从被卖到张家，被张大户奸污开始，而其所嫁的武大又是粗丑无比，心怀怨恨非常自然，其对粗壮的武松的动情起初并无淫欲之念，想到是“姻缘”，是终身之依托，即使是与西门庆的私通，固然是爱其风流，但心中第一念仍是依附终身的“姻缘”，毒杀武大固然是潘金莲所为，但王婆出计谋，西门庆购买毒药，潘金莲与武大结束婚姻关系既无望，与西门庆通奸暴露后又受到武大之威胁，于是铤而走险下毒杀夫。其到西门府之后的私通，一方面是为了释放蠢动的欲望，也是对西门庆放荡行为的报复，而其与西门庆的种种变态性行为，连西门庆都说她“枕畔风月，比娼妓都甚”，虽亦时有性欲之满足感，但更多的时候是忍受痛苦以讨好西门庆，如第二十七回中西门庆对潘金莲进行了长时间的性虐待，潘金莲作娇泣声：“我的达达，你怎能这般恶险，不丧了奴之性命？”连作者也感叹：“劝君莫作妇人身，百年苦乐由他人。”这种矛盾的态度实际上是两种立场的表现，站在男人立场上，要求女人的贞洁，要求女人的绝对依附，对女性的欲望自觉自然持警戒和批评态度，既需要女人的放荡以获得性放纵的满足，又要给女人的放荡以最严厉的惩罚；站在一般市民的立场上，又对女性的弱势命运表示有限度的同情。这种既爱又恨，既怜惜又厌恶，既感兴趣又时刻戒备的心态，是男权社会中男性对女性的典型态度，在其他小说中亦有表现，而在像《金瓶梅》这样的艳情小说中表现的更为集中突出。
张竹坡在《第一奇书非淫书论》中说：“淫者自见其为淫耳。”对于小说中的性描写，阅读者的心态和欣赏角度不同，可能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但是性描写手法影响也不可低估。不同于《西厢记》《牡丹亭》中的性描写，多以比喻暗示，“露滴”、“花心”云云，将性交合描写的比较美妙。所以金圣叹评《西厢记》云：“……意在于文，意不在于事也。意不在事，故不避鄙秽；意在于文，故我真曾不见其鄙秽。”然而《金瓶梅》的情况却与此稍有不同。虽然其中的有些性描写对于人物形象塑造有一定帮助，但是更多的性描写显然是迎合世俗而对流行一时的艳情文学的抄袭和摹仿。比如小说对西门庆阳物的夸张描写，对西门庆与数个女人性交过程的详细描写，多为对《如意君传》等艳情小说的抄袭，而对小说主旨无甚意义。而实际上这些性描写除了夸张离奇失实外，还多有常识性的失误，显然是道听途说而随意捏造者。如小说中反复提到的“勉铃”（第16、27、38回），明朝末年包汝楫《南中纪闻》（1633）谓缅铃有黄豆大小，薄铜包裹少许采自深山的鸟液，放置案头，不住旋转，或将此物镶嵌于阴茎包皮内以为淫戏。清朝赵翼（1727-1814）《粤滇杂记》（之三）云缅铃大如龙眼，四周无缝，得暖气则动，切切如有声。而《金瓶梅》皆误为“勉铃”，谓为女性用具，动时响声如知了，可以折做两截。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部小说对于性爱的矛盾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