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巨大的陷阱，落进去的是一大群批评家。
那么，究竟怎样评价《作女》才能揭示其真实价值呢？我认为，还是应该依据恩格斯关于现实主义必须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的经典论述来评价它。
不知为什么，恩格斯这个经典论述似乎已被人们抛弃或遗忘了。可是抛弃得了吗？无论打出什么光怪陆离的旗号，作家和批评家能把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从任何一部有价值的成功之作中驱除掉吗？即以《作女》而论，它之所以具有重大价值，正在于它出色地再现了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为现实主义取得了一次重大胜利；相反，倘若剔除典型环境和典型性格，它就会一钱不值，即便把女性的生老病死、爱恨情仇、悲欢离合乃至头发丝和脚趾头都描绘得出神入化或塞满女权宣言也毫无价值。
在论及《作女》时，倒也有人提到了典型化问题。孟繁华十分正确地指出："好的小说，好的人物……典型化是非常重要的。"他具体的指卓尔形象："我们都不是卓尔，但是我们身上都有卓尔的欲望，都有潜在的东西。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可能是遇不到一个卓尔……但是卓尔集合我们每一个人身上的东西这就是一个典型。"（《北京青年报》2002年7月3日第26版）遗憾的是，我只看到孟繁华一个人这么讲，而且只讲了这么几句，未能展开论述；更遗憾的是，他发表了如此精辟的言论，却以"特别保守主义的看法"名之，无论出于自谦或反讽时尚均属不妥。其实，典型化是一个老而弥新的原则，永远扯不上什么"保守"。文学创作固然不必也不可能统统以典型化为指归，典型化却永远是文学创作达到高层次的标志。无论时代怎样变化，社会怎样发展，只要文学还要生存，它就绝对不可能抛弃或蔑视典型化的原则。张抗抗深谙于此，她二十多年的文学创作实践正是在典型化的道路上跋涉过来的。而今，她在《作女》中令人欣喜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诚如孟繁华所说，卓尔是一个典型。但她绝不仅仅是个所谓"她世纪"的张扬女权意识的新女性的典型（只能在次要意义上称为这样的典型）；在很大程度上，她更是一个随着市场经济而崛起的中产阶级的典型；从根本上说，她则是马克思所期待的能够从事"自由自觉的活动"即符合人的本质的理想新人的典型。当然，因为时代尚未提供足够的条件，她还远未达到那种完全符合人的本质的理想新人的高度，可是，她的种种特性，她的价值观，她的生活态度，她的愿望，她的行为方式，却无不朝着那种理想新人的方向发展，而且已清晰地显现出那种理想新人的影像和气质。她对包括两性关系在内的各种人际关系，对职业，对钱财，对自己想做的事情和希望达到的目标，都是以那种理想新人的姿态要求处理的：一方面高度自由，不受任何因素束缚；另一方面高度自觉，即便在激情四溢时也保持着理性的光辉，虽任性却从不胡作非为，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只走自己认为正确的道路。应该说，这是卓尔形象的本质特点，而这种本质特点同形象的性别毫无关系。一个男性形象被赋予这种本质特点时，其价值和意义同女性形象并无二致。张抗抗只不过是从作品的需要出发而以女性形象为中心，因此必然带出较多女性话题，但这绝不是以改变形象所具有的超越性别的本质特点--致力于自由自觉的活动从而实现人的本质的特点。
必须指出，具有这种本质特点的人物典型，在现实生活中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在中国文学中更是前所未有的、崭新的。张抗抗成功地塑造出这样的典型形象，无疑具有开创性。仅此而言，就是她对中国文学的一大贡献。
还应该指出，张抗抗的成就绝不仅限于此。她鲜明而生动地塑造的并非一个而是一群极富个性的"作女"形象。与卓尔形成鲜明对照的陶桃也算得上典型，此外还有阿不、DD等等。她们互相联系又各自独立，共性突出又个性迥异，生活道路时而交叉时而平行却终究南辕北辙，命运归宿更是在相逢相聚共悲欢后或上天或入地。与此同时，她塑造的几个男性形象也都各有特点、跃然纸上，特别是新型儒商郑达磊，同样堪称典型。不言而喻，像这样同时塑造一群而非一个典型形象，艺术难度要大得多，若能成功，则其艺术价值也可能高得多（当然不是绝对的，单个典型形象的艺术价值也可能无与伦比，如秦罗敷，如简爱，如爱玛）。张抗抗基本上成功了，因此，她堪称典型形象塑造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