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张曙光
出处：名作欣赏 2007年第7期
刘心武、易中天、于丹等知名学者在央视《百家讲坛》讲《红楼梦》、《三国志》、《论语》、《庄子》等经典作品，引起了学界不小的争鸣。对于丹阐释的《论语》、《庄子》，一些反对的人称：孔子很着急，庄子很生气①；而有的人则在于丹的阐释中经历了一次会心的微笑，称赞于丹等人对经典的阐释起着慰安人际、稳定社会、健康身心的作用。这种争鸣反映了看待经典阐释的两种不同态度：经典阐释是回到过去以重建经典产生的原始语境，还是关注今天大众生存的现实情境?究竟应该如何看待新时期大众文化语境中的经典阐释呢?现依据当代解释学有关理论对此加以探讨。
一、走向大众：经典阐释的内在要求
有人说，于丹在解读《论语》时，“纳入笔下的三教九流故事很多，只是儒家的成分少了些”，“于丹对媒体津津乐道于电视观众和读者给自己写信之踊跃情状，所列举对象是：入狱劳教即将获释之大学生，晚年丧偶之寂寞老太太，农民，锅炉工……”②其意不过是说，于丹阐释的《论语》太通俗了。
于丹的反对者们还声称：“刘心武意淫《红楼梦》的时候我们沉默了，易中天‘水煮三国’的时候我们沉默了；但当有人抱着‘尼姑的光头，别人摸得我摸不得’这种心态，把手伸向《论语》的时候，我们的心里只能涌现出孔夫子的谆谆教诲：‘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③可见，他们反对的不是某一个人，而是经典的大众化和通俗化，说到底，就是不能让凡夫俗子接受所谓高雅的文化、高深的学问。《于丹<论语>心得》的确很通俗，通俗得老妪能解；王蒙解读的《红楼梦》也是一部通俗化的“活书”，书里的人物就是生活在今天的“你我他”；易中天的《品三国》也没有使用什么学术名词、专业术语，而是用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把一部《三国演义》讲解得妙趣横生。我们认为，这种通俗是于丹、刘心武、易中天等学者在大众文化语境中对经典的化解，既非 “媚俗”，也非庸俗，而是以我们这个时代的语言、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传播媒体对经典所作的大众化的阐释，他们让经典从圣坛走向民间，从学者走向大众。这样，经典就成为一种与大众生活密切相关的同时性存在，经典的意义成为大众自身经验的一部分。
黑格尔曾经说过：“艺术作品以及对艺术作品的直接欣赏并不是为专家学者们，而是为了广大的听众，批评家们就用不着那样趾高气扬。”④这对于所有的经典来说也是如此，无论是《论语》、《庄子》，还是《三国演义》、《红楼梦》，作为真正的经典，它们绝不只是学者、专家研究的对象，它属于与它“打交道”的全体大众。本来《论语》就不是高深得让人望而生畏的学问，而是孔子与门徒之间的谈话，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从它那布帛椒菽的言谈体会中得到。研究《论语》的日本学者涩泽荣一说：“我敢断定《论语》并不是一种深奥的学问，它原来是为众生所写的，是浅显易懂的。只因后来的学者故弄玄虚，把它解释得很深奥，反使它变得困难罢了。”⑤其实，他所说的这一点，在宋代的理学家朱熹那里也曾提到，朱熹在《论语集注》中注“述而”篇“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时说：“《诗》以理性情，《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这可以看出，经典所具有的经世济民之用，以及它对于人的现实生活的关注，这是它保持强大生命力的原因之一。经典只有和人民大众的生活沟通起来，和普通老百姓的思想融合起来，和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结合起来，才会扎下它的生命之根，这是经典阐释的内在要求。 “事实上一切民族都要求艺术中使他们喜悦的东西能够表现出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愿在艺术里感觉到—切都是亲近的，生动的，属于目前生活的。”⑥以今天的普通大众所乐于接受的方式，把古典的文化植根到人们的心里去，这是于丹们要开拓的新生活。于丹在她的《于丹<论语>心得》中说：真正的圣贤不会端着架子、板着面孔说话。他们把活泼泼的人生经验，穿越沧桑，传递到今天，让我们仍然觉得温暖；而他们在千古之前，缄默地微笑着、注视着，看我们仍然在他们的言论中受益而已。于丹让两千五百年前的经典在今天大众的心里开花，功莫大焉!我国著名美学家李泽厚在评价于丹、易中天等人所做的经典阐释工作时说：他们是精英和平民之间的桥梁。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