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现实关注：经典阐释的当下应用
经典之所以为经典，一是因为它自身具有阐发不尽的意义空间，二是因为阐释者总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丰富和发展经典的意义。像《论语》尽管多为日常生活般的谈话，但它在谈话中触及到的是人最深刻的生命体验，所以，它也就具有了广阔的阐释空间，说不尽的《论语》形成了一条没有尽头的阐释之链。当《论语》遇到了于丹，对于丹产生了一种实际的兴趣时，于丹也便作出了属于这个时代的，属于她的理解。这种理解从根本上讲，就是置经典于当下情境中的应用。在《真理与方法》中伽达默尔这样说：“在理解中总是有某种这样的事情出现，即把要理解的本文应用于解释者的目前境况。”⑧实际情况不正是这样吗?当我们阅读一部经典，我们就处于我们所理解的经典的意义之中，经典与我们的实际情形发生了一种关联，这正是经典打动我们，与我们产生精神契合的原因。
那么，“两千五百多年前的《论语》，真的能开解现代人的心结吗?”我们也是这样追问。一部经典能否解开现代人的心结，关键看经典与我们现代人具有一种怎样的关联，是不是经典表现出了现代人的思想和情绪，开启了现代人的生活智慧。于丹通过《论语》来阐述今天的“天地人之道”，今天的“心灵之道”，今天的“处世之道”，今天的“交友之道”，今天的“理想之道”，今天的“人生之道”，她引用《论语》的语句，佐以古今中外的故事来加以论证，也正是为了照亮我们现代人今天的生活，让今天的生活变得更有意义。这正是让经典来解决我们的现实问题。同样，一部《庄子》，“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自然没有《论语》那样亲切的谈话方式，但这并不妨碍对它的理解。对它的理解，包括任何一个时代的理解都是在理解者将他置于他那个时代的“实际应用”。 郭象的《庄子注》对庄子的“道”、“天”、“有为”、“无为”等概念作了新的阐释，其目的也正是为了求得自足其性、安其性命的现实满足，以便让那个时代的士人具有一种精神的寄托。其实，早在他之前王弼就已经实践着这样应用性的阐释了，王弼阐释《老子》，也正是为了建立他的玄学思想，让玄学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为人们点燃一盏理想之灯。可以说，一部经典史就是一部经典应用史。今天，于丹对《庄子》就作了一种应用性的理解，她从《庄子》中解读出了人的生存智慧，让庄子从玄学中走了出来，走向了民间和大众，和今天的我们亲切交谈，烛照我们今天的生活。这样看来，无论是阐释《论语》还是阐释《庄子》，都旨在一种当下的应用，这正如《于丹<论语>心得》说：我想圣贤的意义就在于千古之前以他简约的语言点出人生大道，看着后世子孙，或蒙昧地、或自觉地、或痛楚地、或欢欣地，一一去实践，建立起来自己的效率，整合起来一个民族的灵魂，让我们那种古典的精神力量，在现代的规则下，圆润地融合成为一种有效的成分，然后让我们每一个人真正建立起来有用的人生，大概这就是《论语》给我们的终极意义。
三、视域融合：经典阐释的意义生成
对于于丹的经典阐释为什么会有人感到“是可忍，孰不可忍”呢?照他们看来就是因为于丹所讲的“三教九流的故事很多，只是儒家的成分少了些”，那就是说于丹阐释的根本不是《论语》的意义，或者说于丹的阐释偏离或是扭曲了作者的原意。
当然，不可否认，于丹对经典的阐释带有了她个人的色彩，有不少地方是她个性化的发挥，这是否能说于丹离经典的原意太远呢?其实，对经典的阐释历来就存在这样一个矛盾：一方面阐释者要承认并不断追求经典自身的意义或真理；另一方面，他又会不自觉地对经典作出他所在的那个处境中的阐释。这就构成了经典阐释的一种张力。当我们试图理解经典文本时，我们就会发现，它已经向我们提出了一种真理的要求，它会丰富我们的经验，纠正我们的偏见，让我们感受到它特有的魅力。问题是，经典的这种真理主张，却并不像实验室里的实验结果那样可以得到一个可以重复多次的、准确的、客观的结果。这是因为，任何阐释都是阐释者从现实的视域出发去迎合经典所代表的传统视域，当两者的视域发生融合时，经典阐释的张力消失了，于是彼此都获得了一个更大的视域，经典的意义在这种视域融合中产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