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诗人凡·登·汪德尔写了许多《圣经》题材的戏剧，悲剧《撒旦》(一六五四)用寓意形式表现了尼德兰人和西班牙君权的斗争。
英国诗人弥尔顿在解决英国资产阶级革命问题时，独特地解释了亚当和夏娃的神话以及堕落的天使——向上帝暴政造反的撒旦(《失乐园》，一六六七)和人类命运、基督受难和悲痛的沉思(《复乐园》，一六七一)。
德国诗人克洛普施托克在长篇史诗《救世主》(一七五一——七三)中，尝试描绘《圣经》立法者摩西，赋予了他巨人式英雄的特征，但作品具有抽象的规戒性质。
在歌德的杰作《浮士德》(第一部〔一八○六〕，第二部〔一八三一〕)的天上序幕中，天帝(即上帝)出现，他让怀疑和否定的化身靡非斯特非勒司竭力控制浮士德的灵魂。歌德借用《圣经》的箴言来歌颂的不是神的无所不在的权威，而是人的充满悲剧意味的伟大。
文艺复兴时期的伟大的人文主义作家和启蒙时期的进步作家们，则利用《圣经》的形象作为讽刺宗教、教会以及统治阶级政策的材料。
拉伯雷的《巨人传》(第一部至第四部出版于一五三二年至一五四八年，第五部在作者去世后出版)，嘲笑了宗教传说，抨击了执行宗教裁判所酷刑的耶稣会教士，抨击了教皇和教会的封建教阶制度。
伏尔泰写的文章猛烈抨击教会的宗教迫害，在《老实人》(一七五九)和《天真汉》(一七六七)里讽刺了教士、教会官僚机构，因而他的作品里也有不少关于《圣经》的内容，不了解《圣经》，是不易深刻领会这些杰出无神论者的思想的。所以，梵蒂冈《禁书目录》里列有许多优秀作家以《圣经》为题材的作品，就不足为奇了。
在海涅的抒情诗中，宗教题材常常被用来嘲笑、讽刺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理想。
拜伦在《该隐》(一八二一)和《天与地》(一八二二)两出神秘剧中描写了虔诚的亚当派和造反的、爱好自由的“该隐派”的对抗，这些故事是从《圣经》蜕化而来的。他还在《约夫瑟的女儿》、《我的灵魂是黑暗的》、《在巴比伦泉水边》等以《圣经》为题材的诗中把对人类心灵的伟大的确信和对生活的美的热爱结合为一。
近代德国著名作家托马斯·曼的长篇小说《约瑟夫和他的兄弟们》(共四部：《雅阔布的故事》、《年青的约瑟夫》、《约瑟夫在埃及》和《赡养者约瑟夫》，写于一九三三——一九四三)，取材于《旧约》中关于约瑟夫的传说。这是关于犹太人的故事，作者鉴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对犹太人采取了仇视和种族灭绝的政策，为了抨击反动暴行，利用《圣经》题材写了这本书。作者说：“正因为这部小说是不合时宜的，所以它是合时宜的。”假如我们不懂得《圣经》的内容，便领略不了本书的深刻内容。
下面再谈谈几位杰出的俄国作家对《圣经》题材的使用。普希金在《先知》一诗中以先知的形象体现了诗人崇高使命。
莱蒙托夫在《恶魔》一诗中则使恶魔的悲剧形象具有反抗上帝，热爱自由的内容。恶魔和上帝，都是《圣经》中的人物和故事。
与基督教和《圣经》关系最密切的俄国作家无疑是托尔斯泰。他在《安娜·卡列尼娜》和《复活》中都加有引自《圣经》的卷头语，包含了深刻的矛盾涵义。托尔斯泰世界观的积极方面和消极方面都表现在他改写的民间故事，福音书寓言和神话帮助作者表达了良知和行善的思想，但同时也宣传了不用暴力反抗罪恶的劝诫。
在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卡拉马罩夫兄弟》(一八七九——八○)中，充满了“关于伟大的宗教裁判者传说”。在这部小说中，反抗上帝的思想比基督原谅一切人的主题更有力量，在艺术上的说服力也强得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