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谈到对死亡的恐惧。获知自己病情的最初1个月，她几乎被击垮了，会狂想追问“为什么？不公平。”更年少时，她曾以为自己不怕死，够潇 洒，“但死亡来得如此猝不及防、直截了当，感到的是纯粹的怕”。最重要的是，27岁，她对生命有无尽的规划和梦想，却尚未实现半分。
入院的第3天，一个同龄的女孩入住，两人一见如故，但4天后的傍晚，这位新朋友却突然肺主动脉破裂，撒手辞世。戴锦华讲到一个细节，极端脆 弱和无助的时候：“常常是深夜，走廊里想起平车的车轮声——那是在运送死者。这种时候，每个病房会亮起灯，大家无言地坐在病床上，倾听这声音远去。那声音 就像是死亡自身，无可逃脱地逼近，又远去”，“大家不知道结核病仍有如此高的死亡率，甚至完全无知于这种疾病仍然在收割生命。人们一边认定此病已成历史， 而一旦你染上了这种病，仍像是‘佩戴了红字’——要承受社会的厌恶、拒绝和歧视。幸好，我很快学会了以一种黑色幽默来应对。”
少年时，戴锦华固执的梦是想在身后留下一本书，死亡的突然逼近，令她“写一本自己的书”的愿望变得急迫。但当时，医院并行两套结核病疗法——最传统的基础疗法：静卧、食物；新的药物疗法：定时确保摄入大量抗痨药物，运动、包括写作或棋类绝对禁止。
还好，戴锦华一向酷爱小说，来者不拒。那时，前来探望的朋友很多，带着各式补品和小说。“那几个月，我吃光一生的鸡汤、烧鸡、烤鸡、炖鸡、焖鸡……的定额。自此与鸡‘恩断义绝’，‘批量消费’了无数翻译小说。”
书籍一律有借无还，因为自知还回去的书会被即刻丢弃。状况稍好，戴锦华便恢复读理论。“那时集中读后结构、后现代理论。每本书都被不同颜色的荧光笔画得五彩缤纷。所谓‘语言学转型’大概就是在这段时间里完成的吧。”
医院里，每周的常规节目是测体重。体重的增加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好消息，因为肺结核是消耗性疾病，“用护士的说法是，体重增1斤，肺上空洞未必长1毫。”当时戴锦华身高1米75，体重只有45公斤，“风都吹得倒”。
8个月后，戴锦华空洞闭合，离开医院。“结核病院里入院治疗两三年是常态，我是自动离院的。”医生说，她出院胸片是入院标准，至少还要在医院躺一年。但她还是离开了。
戴锦华告诉记者：“自己一生中为数不多的愧疚之一，是曾立愿为结核病、结核病人、医务人员做点什么，但至今并未有所作为。结核病以后，开始 对自己没有那么高的期许，不再野心勃勃，开始珍视和重新定义生命。濒临死亡，才懂得放自己一马，用更朴素的态度生活。今天，相对于青年时代而言，我已经非 常自我约束，当然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拒绝浪费生命在角逐竞争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