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涛：先谈第一个问题，我为什么选择的是儿童文学，不是别的文学。这个问题既好解释又不好解释。我选择儿童文学跟遇见的文学领路人有关，儿童文学作家肖显志、儿童文学活动家赵郁秀等等，我有幸在创作的早期就结识了他们。可是，这些是决定性的因素吗？现在我问你为什么做了教授，并且是文学和传媒教学研究的教授，而不是别的教授。这个问题要是认真地回答起来肯定是一个电视连续剧，是一个充满拐点的长篇故事。我们的身份往往不是我们选择的结果，是被选择的结果。这样说有宿命的味道，可是不这样解释就无法说清其中的来龙去脉。“为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正在从事这个行当并且津津乐道，并准备终其一生。
再说第二个问题，适合儿童的语言系统是如何建立的。这是一门学问。我是一个提供作品的人，对于学者来说是为他们提供了做学问的材料。我只能提供的是一些感性资料，无法从“学问”的理性层面解释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好像是说儿童语言跟成人语言之间存在差别，甚至是隔膜。我得承认成年人跟孩子的交流有时候很难。记得很多年前我们一行几人去学校给孩子们讲座，同行的有一位团委书记。轮到这位书记讲话时，他如入无人之境，满口空洞的、概念的官话，孩子们当场全傻。云里雾中的仅仅是孩子吗？同行的大人们也都懵了。那么，儿童语言就是奶声奶气吗？就是痴言稚语吗？也没那么简单，捏着鼻子装小孩说话无法打动孩子。可是，如果你善于讲故事，有点风趣和幽默，有跳跃的想象，动真情说真话，孩子们就爱听，就能笑出声，甚至流眼泪。我的体会是儿童跟成人之间的语言障碍没有想象的那么不可逾越。
林岩：应该说，儿童文学在中国的发展经历了两个世纪几代人的努力，而在 20 世纪初期，茅盾作为一代文学巨匠不仅创作出了《子夜》《春蚕》《林家铺子》等脍炙人口的名篇佳构，其实他在儿童文学的创作和理论研究与推介上也做出过巨大的贡献。他曾在一篇《关于儿童文学》中曾对翻译儿童文学的技巧上说过，实际也是对儿童文学创作的标准提出的要求，他说：“儿童文学不但要能启发儿童的想象力，而且要能使儿童学到运用文字的技术”，“要能够给儿童认识人生”，“必须是很有价值的文艺的作品”，能对儿童实施正确的教育作用，特别是生活理想教育。我觉得这样的观点对于儿童文学而言在今天也不过时，也很有道理，也是评价儿童文学作品好坏高低的标准。我阅读你的作品，感觉你的作品很符合这样的要求。
薛涛：茅盾的观点是早期的儿童文学观，这些观点在今天看来都是常识，可是并不过时。后来又有很多新的儿童文学观被提出来。比如“解放儿童的文学”“教育成人的文学”，还有更早期提出近年重新热起来的“童心说”“儿童本位说”等等，儿童文学的标准更深入更开阔了。我的作品是否符合那些标准，我不大在乎，至少在写作的时候我是不记得那些标准的。我更愿意向具体的文学经典致敬，用活生生的目标当标准。在我看来，文学经典的标准就像咱们东北的冬天，从一棵树看到简约，从一块石头看到朴素，从一块雪原看到辽阔；冰河划开雪原，又看到旷远；扫开冰河上的雪，借助阳光打量下面，又看到深邃和复杂；到了夜晚，两只乌鸦足踏寒枝，注视月光，对着那个亘古不变的银盘子说三道四，又看到庄严和幽默结合之后产生的一种美学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