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
于光远曾经说过，在中国近代、当代的文艺史上乃至整个意识形态的历史上，周扬是一位极具影响的人物，其人生沉浮可以说是“中国近当代文艺史和意识形态史的缩影”。近些年来，有关周扬的回忆和研究越来越多。上世纪三十年代两个口号的论争，五六十年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批判运动，八十年代意识形态的论争，成为研究的热点。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王蒙、袁鹰主编的《忆周扬》，徐庆全主编的《知情者眼中的周扬》和《周扬新时期文稿》等，提供了当事人的回忆、研究者的观点和周扬本人的史料，格外引人注意。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受到关注。所谓“晚年周扬”，于光远认为，概括地说就是“文革”中周扬的思想发生了极大转变，而有些人不满意他的转变，对他进行打击。周扬的这种转变甚至被称为“周扬现象”。有关晚年周扬的研究，顾骧在《晚年周扬》一书中提出，周扬晚年“是他人生交响乐的一个华彩乐章”；书中对上世纪八十年代的那桩文坛公案有详尽的描述，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史料。对晚年周扬，研究者也有不同的看法，有人则认为周扬晚年并没有真正地忏悔，没有对胡风、冯雪峰、丁玲等人“发自内心的沉痛告罪”。关于周扬一生的评价，一些研究者认为是个“悲剧”，造成悲剧的原因，有人着重于时代因素，有人着重于斗争局势，有人着重于政治品格，有人着重于个人性格，有人认为在于他不幸承担了一项尴尬的历史使命，还有人认为在于他“仕途的雄心和文化的使命感”。
张国焘研究趋向客观
近年来，学界对张国焘的研究采取了比较客观的态度，摒弃了以往那种对其全面否定的做法。对于张国焘的评价，研究者一般都认为他既是中共的元勋，也是野心家和变节者；早期他曾与中国共产党同生死，对中国革命做出过很大贡献；后期他又与国民党为伍，背叛了共产党和革命，最终又遭遗弃。近年来，国内关于张国焘研究的代表作当推姚金果、苏杭的《张国焘传》。该书认为，张国焘的一生是成绩与错误并举、光荣与耻辱同存的一生。关于张国焘功绩一面，《张国焘传》肯定了以张国焘为首的临时中央常委会的功绩，指出了他与国民党十七路军的统战工作取得很大的成绩。关于放弃川陕根据地问题，该传也进行了较为客观的分析，一方面认为，张国焘对苏维埃运动失去了信心，才放弃根据地的。这是主观原因。另一方面又指出，客观原因是优势敌人的联合进攻、川陕根据地民穷财尽、策应中央红军的战略需要。
陆定一其晚年的反思受到关注
陆定一长期担任中国共产党宣传思想战线的领导。研究者谈论最多的是他对“双百”方针的贡献。龚育之认为，陆定一作为中宣部长的最大贡献，是“双百”方针的制定和对这种生动活泼局面的执著追求。他不仅是“双百”方针的参与制定者和权威阐释者，而且是这个方针的积极执行者。有研究者对陆定一晚年的反思进行了研究，披露了一些资料。比如，陆定一承认了自己在知识分子属性问题上曾经犯下“左”的错误，认为对知识分子属性的判断还是应该看他们为谁服务的政治态度，而不是世界观。对此，龚育之表示了相同的看法，认为在陆定一当年所犯下的“左”的错误中，最大的失误“是不赞成一九六二年广州会议为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坚持只有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没有什么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为此应该受到“更多地责备”。还有不少的研究者对陆定一的新闻思想进行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