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12日爆发的西安事变，对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事变发生前的12月9日，蒋介石写信给陕西省政府主席邵力子，密嘱《大公报》发表剥夺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剿共”兵权由蒋鼎文取代的消息。是时张学良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兼代总司令，杨虎城任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军总指挥，军事上归张节制，张授杨担任宜川方面“进剿”任务。
蒋介石的密嘱内容如下：
力子主席兄勋鉴：可密嘱驻陕《大公报》记者发表以下之消息：蒋鼎文、卫立煌先后皆到西安。闻蒋委员长已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绥、宁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亦来陕谒蒋，闻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中央军各部队云。但此消息不必交中央社及其他记者，西安各报亦不必发表为要。
中正十二月九日
邵力子及时向《大公报》记者传达了蒋介石的密嘱内容。1936年12月12日《大公报》在要闻版刊出该报驻西安记者按蒋介石密嘱内容发给报社的专电，四行标题：《陈诚指挥绥东军事、蒋鼎文负责剿共、任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大公报》用大号字“蒋鼎文负责剿共”做主题，点明了蒋介石密嘱的主要意图。电文如下：
(西安十日下午八时专电)蒋委员长派蒋鼎文为西北剿匪军前敌总司令，卫立煌为晋、陕、甘、绥四省边区总指挥。陈诚日内赴太原，将以军政部次长名义，指挥绥东国军各部队。邵力子、杨虎城十日晚在新城大楼宴来陕将领，邀各界作陪，到六十余人，尽欢而散。陈调元十日晚到西安。蒋鼎文对剿匪总司令职表示谦辞，但愿短期内在陕帮助进剿。据闻残匪之消灭仅属时间问题。
蒋介石常用通过在国内外有很大影响的民营报纸《大公报》，事先发布解除军政人员职务的消息，在舆论上造成既成事实，1933年蒋介石要解除杨虎城陕西省政府主要职务，《大公报》即先于1933年5月1日刊载：“(上海三十日十时专电)各省主席调动确内定……邵力子主陕。”杨虎城突然获此消息，立即向行政院提出辞职。1933年5月5日《大公报》发表《国府任命陕甘两省主席行政院昨开临时会》：“(南京四日下午六时发专电)四日行政院临时会议，议决准杨虎城辞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并任命邵力子继任陕省府主席。”“(南京四日下午六时发专电)国府四日命令……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兼主席杨虎城呈请辞职，以便专理军务，情词恳切，杨虎城准免陕西省政府委员会兼主席。此令。……任命邵力子为陕西省政府委员。此令……任命邵力子兼陕西省政府主席。此令。”
蒋介石和《大公报》总编辑张季鸾有特殊关系，张季鸾被称为蒋介石的“布衣宰相”。蒋介石每有重大举措，张季鸾多有参与。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由洛阳返回西安，准备在西安召开西北“剿共”军事会议，部署西北“剿共”，南京政府一批军政要员陈诚、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朱绍良等陆续到达西安。12月5日，张季鸾到华清池访蒋，告以西安谣言甚盛，流行的政治气氛以“停止内战，联共抗日”为标志。蒋说：“我来西安的目的，就是要平息东北军、西北军的分歧论调。”从6日起，蒋介石依次召见陕西省主席邵力子及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军师长以及高级将领，而张、杨并未邀请参加，致使张学良、杨虎城产生疑惧。
张学良、杨虎城与张季鸾、大公报社、《大公报》驻西安分社的记者都有密切联系，当张、杨获悉《大公报》将发表蒋介石剥夺他们兵权的密嘱，在此危急关头，张学良、杨虎城紧急密商后，决定12日晨对蒋委员长实行“兵谏”。当时，蒋介石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一般均称“蒋委员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