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以巴山为界，互不侵犯，共同反蒋抗日；二是在陕军阵地前沿设联络站，由武志平常驻，代表陕军，处理边界事务；三是红军可以隐蔽方式来汉中采购物品；四是陕军馈赠一些药品和地图，以表诚意。
这就是《汉中密约》，也称《巴山协定》。它坚持了将近两年。由于得到杨虎城的帮助，红四方面军由入川时的1万人发展至8万之众，成为红四方面军史上的鼎盛时期。这支部队，成了确保红军长征胜利会师、西路军征战，以及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后来，签订《汉中密约》的国民党三十八军率先加入人民军队，再后来，好几支国民党武装也以此为榜样，相继成为人民军队的成员，由此可见，“汉中密约”的统战之功巨大。
密约炼“虎胆” 成就西安事变
对陕军而言，因为《汉中密约》的签订，免于与红军交战，杨虎城抽出兵力和资金，从事陕西省的公路、水利、绿化、文教卫生等惠民建设，并将蒋介石的“扼虎”政策，巧妙地变成了“益虎”政策，从而壮大了陕军的实力，继而引出了3年后的西安事变。根据如下：
一、《汉中密约》签订一事的主人公是杨虎城、共产党，还有未出场的蒋介石。“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也是杨虎城、共产党、蒋介石。还有一个主人公张学良。因由《汉中密约》，红军壮大了实力，致使张学良的陕北“剿共”连连败北，这才迫使他成了“西安事变”的主人公之一。
二、《汉中密约》前台在汉中，后台则在西安；“西安事变”也发生在西安，二者是同一个舞台同一台戏。
三、《汉中密约》口号是“联共反蒋，共同抗日。”“西安事变”的主要口号：“联共逼蒋，共同抗日。”
四、杨虎城请缨抗日的“泣告全国书”、孙蔚如代表杨虎城致徐向前、陈昌浩请求派使和谈的亲笔信，以及共产党号召全民抗战的“八一宣言”中，都引用了同样的一句成语：“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由此发展为“停止阋墙，共御外侮”的迫切愿望，进而唤起了国共两党“阋墙御侮”的根本觉悟。
五、《汉中密约》源于中共1933年1月的统战宣言，又称“一月宣言”；“西安事变”的促成因素是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号召全民抗战的“八一宣言”。这就构成了“序曲”与“主歌”基调的一致性。
六、二者体现了“序曲”至“主歌”的渐进性。《汉中密约》 的反蒋是隐蔽的；而“西安事变”之反蒋是公开的、激烈的。乃至发展为“捉蒋”“逼蒋”“兵谏”。促使其变化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杨虎城通过《汉中密约》沟通了与共产党的组织联系，并从中炼出了“虎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