且看梁启超对洋务新政的批评：“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治，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以为吾中国之政教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惟枪耳，炮耳，船耳，机器耳。吾但学此，而洋务之能事毕矣。”
在《变法通议》中，梁启超援引普鲁士铁血首相俾斯麦对中日维新的观察，实际也说明洋务新政为何无法强国。“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即俾斯麦）语人曰：‘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
据蒋廷黻的《中国近代史》，甲午海战时的中日军力如果单单比较数量和规模，中国甚至占优：中国海军军力列世界第八，日本仅居第十一；中国定远和镇远两艘主力舰各七千吨，日本最大战舰不过四千吨。大清朝的战败，难道真是因为坚船利炮之器用不如日本吗？
蒋氏评价洋务运动乃“我国近代史上第一个应付大变局的救国救民族的方案”，但囿于洋务领袖们的认识和社会浓厚的守旧风气，方案不彻底，也得不到彻底执行。而“日本的方案比我们更彻底。日本不但接受了西洋的科学和机械，而且接受了西洋的民族精神及政治制度的一部分。甲午之战是高度西洋化、近代化之日本战胜了低度西洋化、近代化之中国”。
甲午战争能够避免吗
或曰，清王朝当时如能放弃高丽，李鸿章如能顶住主战派的压力，便可避免甲午战争。但是，撇开当时士大夫之普遍昧于形势、轻藐日本、一味好战不谈，纵然没有甲午之战，纵然日本不对外扩张，中国便不会遭到侵略从而得以在和平环境中推进现代化吗？
如果这种假设成立，连鸦片战争亦可按照同样逻辑提出同样的质疑，前人关于“落后就要挨打”的论断也可推翻。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必然与中国发生战争，问题只在时间早晚。明治天皇即位之初，就提出“拓万里波涛，布国威于四方”的对外扩张国策，日本的维新目标非常明确，即摆脱“被瓜分者”地位，成为“瓜分者”的一员。以当时的情势，因维新而强大的日本对“东亚病夫”动武势在必行，更何况清廷洋务新政之真相早就尽落西洋人眼中，难道日本会不知道？
从全球角度看，包括中国、日本在内的“远东地区”，是全世界最晚遭受西方殖民侵略的地区，而19世纪后半叶又逢殖民主义与帝国主义鼎盛时期。以中国之积贫积弱，落后而不挨打，安享和平发展的外部环境，在当时基本没有可能。即便不挨日本打，也会继续挨西方列强打。甲午战后，俄法德列强联手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其虎视眈眈的心态当时不少有识之士已经看得非常清楚。
恩格斯有句名言：“恶是历史发展动力的表现形式。”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现代化进程来看，被西方打尚不足以令中国清醒，被天朝向来藐视的日本打得一败涂地，方能造成“举国震惊”。此蒋氏之所以称甲午战争为“划时代的大事”。
甲午战争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
对甲午战争之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意义，梁启超的评论十分有名：“唤起吾国四千年之大梦，实自甲午一役始也……非受巨创负深痛，固不足以震动之。”
正因蒙受甲午战败的巨创与深痛，中国始悟中体西用之似是而非，此路不通。一如蒋廷黻所言：“近代化的国防不但需要近代化的交通、教育、经济，并且需要近代化的政治和国民，半新半旧是不中用的（此处近代化系沿用当时日本对 modernization一词译法，即现代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