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化县奉家镇下团村农妇奉掌姑，今年90岁。老人虽然卧床10年，但耳聪目明，记忆力特别好。一讲起当年红二军团战士投宿她家，留下行军灯作纪念的故事，就来精神，坐起来讲，讲着讲着，还会手舞足蹈。
老人回忆：“红军进村时，我12岁。红军在我们村里住了200多人。在我们家住的是我爸爸带进屋的，我爸爸叫奉名钦。在我家住的红军中，有一位师长。师长喝完我妈妈递的茶后，让我爸爸陪着去找了村里管事的人。那管事的召集村里的地主奉周礼、奉铭直、奉卓人碰头。碰头后，这些地主就回了家，把粮仓打开，把腊肉烤鸭从梁柱上取下来，等待红军战士来拿。那时，我们村子里，只有几栋木房子和一个桥亭。如何住，如何吃，都是师长和村里管事的一起安排。记得是分头进农家吃饭，师长要求大家让生了病的、年老的战士进农民家里住宿，其他的露天睡。那两晚，桥亭上睡了几十人，因为下雪，还有几十个战士被村民带进了一个大山洞。有两位战士住在我家的天楼上弄发报机，一天到晚不停接发电报。”
老人说：“我妈妈叫刘自凤，是热心人。见几位战士的双脚都肿得像红桃似的，土法上马，在火塘边烤满了萝卜，让战士们热敷。战士们很听话，热敷了一阵子。红军在我家住了两晚，我妈妈每晚给战士洗衣服，守着烘干才睡觉。记得是1935年12月13日晚，睡觉前，那师长提一盏行军灯，用双手捧着，送给我爸爸留念，很认真地说：‘老奉，这是我留下的礼品。’见我爸爸没有接，又说：‘我是一位师长，等革命成功，我来看你，以灯为证。’我爸爸这才伸出双手去接。我记得爸爸接行军灯时，双手在颤，身子也在颤。”
奉掌姑介绍，1935年12月14日早饭前，有通讯兵从上团来，将首长的命令交给师长。早饭后。队伍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战士上了山，翻过界进了许家村，一部分沿河边的路去了上团。
老人说：“红军走后，爸爸将行军灯收进了板仓，挂在靠天花板的右上角。红军走后，爸爸和我们全家人，都挨了那三位小地主的辱骂，骂我爸爸引狼入室，还扬言要找我爸爸算账。家有红军灯，觉得心里通亮，底气很足，任凭他们骂，就是不回嘴。这样，他们骂了半年，见我们‘不敢吭气’，也就算了。盼星星，盼月亮，我们盼到了全国解放，但我们没有盼来那位师长！爸爸临死，对妈妈说，‘保护好红军灯。那是历史的见证，要一代一代传下去。’见妈妈点了头，他才咽下最后一口气。妈妈临死前，要我保护好红军灯，抓住我的手说：‘看到红军灯，你就会想到红军吃的苦：下雪天，和衣躺在土地上睡觉，睡得很香甜······’”
奉掌姑回忆说：“一批大学生进村搞调查，发现了红军灯，报告了上级，领导让新化县档案馆派人来拿走了。我是党员，必须听党的话。我对拿灯的人提了个条件，要求他们把灯画出来给我们收藏，他们答应了，不久后给我送来了画像。前几年又给我送来了照片。”说到这里，她就从枕头下拿出照片展示，笑得满脸灿烂。老人指着照片说：“这是红军精神的见证，我要把它传下去，让红军那充满理想与信念、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成为我们家世代相传的祖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