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毛泽东派汪锋代表红军与十七路军谈判，指示说：我们不能实行那种狭隘的关门主义政策，国内政策要作适当的调整。
1936年9月，周恩来指示汪锋：“抗日要联合多数。凡是同我党素有来往的国民党部队，我们就不在其中搞起义、搞兵变、搞分裂、搞瓦解，而要做好团结的工作……对杨虎城的部队，只能搞团结，不能搞分裂，更不能拉出队伍合到阎（揆要）团来，我们绝不背着杨虎城把他的队伍拉出来扩大红军。”而此时距离西安事变的发动仅剩三个月。
二是利用杨虎城与蒋介石、张学良的矛盾瓦解他们的关系。毛泽东、彭德怀于1935年12月5日致信杨虎城说：“张学良卖国成性……乃闻阁下之孙、冯两师，亦由陕南向陕北开进，诚不识是何居心？如言保境，则鄙军并无问鼎长安之谋。如言进攻红军，则不计何立中、刘翰东、牛元峰、沈克等之惨败，宁不计唐嗣桐， 张汉民之覆撤。如言陕西，则阁下卧榻之侧，眈眈者究是何人？蒋介石四十余团久已深入陕甘，张学良主力近更陆续入陕。邵力子手无寸铁，阁下已炎之惴惴不安，倘易之何柱国或张学良手下任何一人，则阁下之靖绥主任、地方权力，当有存乎？冯钦哉已为蒋介石拉去，孙蔚如能保其不为冯钦哉第二乎？”
毛泽东在给杨虎城的密友杜斌丞的信中也告诫杨虎城说，陕甘地方势力，如果不跟红军合作，则必然完全受蒋、张控制，以致尽失容身之所：“蒋、张势力布满陕甘，杨虎臣先生如处瓮中，举手投足受其宰制，危险情形不可言论。为今之计，诚宜急与敝方取一致行动，组成联合战线。敝方愿在互不攻击的初步条件下，与虎臣先生商洽一切救亡历史图存之根本之计。日本军力现已发动平津，控制之后，转瞬即及山陕。蒋虽让出陕甘地方政权于张学良，但蒋之四十余团兵力仍实际的控制陕甘。张学良主力入陕，一面固为对付红军，一面实欲对付虎臣先生。臣榻之侧，势浃然也。如得先生居中策划， 以共同作战对付公敌为目标，则敝军甚愿与虎臣先生谅解，逐渐进到共组抗日联军、国防政府之步骤。先生为西北领袖人物，投袂而起，挺身而干。是在今日东北军中如沈克等，均应与之联合。甘肃邓宝珊亦为绝无出路之人，敝军亦愿与发生关系。闻先生与之有旧，能为先容，曷胜祷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