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检讨会上，陈诚拉下老脸，并不顾忌同乡的情面，借着整肃部队军纪作风的名义，对汤恩伯横加批判指责，将豫中败退的责任几乎全都归罪于汤恩伯所率部队的“四不和”，即将帅不和、军民不和、军政不和和官兵不和。方策、鲁涤平、马乘风等高级将领及河南省政府的大员们，还在会上厉色指控汤在中原会战中的“十大罪状”。时任鲁苏豫皖四省边区党政工作总队长少将刘培初，也跳出来按陈诚会前所定调子，狠批汤恩伯，并声言要求蒋介石予以严惩，勿纵罚魁。在陈诚的胁廹下，汤恩伯昔日骄横不世的威风顿扫一空，只好硬着头皮检讨自己在豫中会战中所应承担的罪责。当然，与蒋鼎文长达八页将近7000余字的《关于中原会战溃败原因之检讨报告》的诚恳态度绝不相称，但也多少打掉了这位专横跋扈的悍将的威风和嚣张气焰，达到了陈诚召开检讨会的预期目的。
汤恩伯(1898-1959)，浙江金华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1926年投靠蒋介石，成为蒋的亲信。1934年因进剿江西苏区有功，1935年4月由陆军第13军军长兼第四师师长晋升为陆军中将。抗战中期成为主政河南的一方诸侯，开始疯狂扩军，着手建立自己的派系，其主要将领有王仲廉、石觉、陈大庆、张雪中等，当时与陈诚、胡宗南并称为黄埔系的“三大派系”。由此引起蒋介石的猜忌，豫湘桂战役遭到惨败后，蒋便开始肢解汤的派系，汤的嫡系部队13军从此再也不交予汤指挥。
1941年，河南省因连续两年大旱，赤地千里，二麦绝收，秋禾亦多枯萎，八九月间蝗虫又起，遮天蔽日而过，庄稼被其吃光，百姓无以为生，成村整庄地弃家逃难。灾民纷纷沿陇海铁路逃往陕西，沿途饿殍满地，树皮都被逃难的灾民吃光，物价涨到了不可理喻的程度。为了活命，许多人被迫卖掉了自己的妻子儿女，仅只能换到四升粮食。但汤恩伯这时却无视河南百姓的苦难，他的十几万军队的粮饷仍然要向穷到骨髓里的河南百姓强征，从而造成许多“无人区”。因此，凡汤军过处民怨鼎沸，老百姓将其列为当时河南省的“四大灾害”(即水、旱、蝗、汤)之一。当时豫西的土皇帝别廷芳虽死，他的队伍仍由儿子和部将刘杰卿率领着。这批地方势力以“地方自治”和“治安联防”为名，公开喊出“宁让鬼子来烧杀，不愿汤军来搜刮”的荒谬口号，蛊惑河南平民倒戈帮助日本人到处袭击汤军。汤军各部这时成为惊弓之鸟，只要听到枪声就丢盔弃甲，夺路而逃，或者干脆相率缴械投降。三十一集团军总部直属部队曾被地方民团包围在一个寨子中而全部缴械，集团军总司令王仲廉虽然侥幸逃脱，但因电台丢失，与总部失去联系。据说有一次汤恩伯的卫队也被民团缴了械，汤本人化装成烧饭的伙夫方才逃了出来。汤恩伯所辖的三十六集团军的总司令李家钰就是在豫西被平民百姓打死的，战后总结时汤恩伯却将其谎报为“洛阳撤退中牺牲”，事后还在成都为李召开追悼会，并追赠上将军衔。
随后日军飞机轰炸了西坪镇的八庙村，汤恩伯感到清油河地形太过开阔，目标比较突出，住在涧场安全没有保证，于是就将他的行辕搬到清油镇以南七八里地的老虎沟八龙庙，住进了建造较为讲究的邱家祠堂。为了通行便利，还令工兵营连夜修通了七八里的简易公路，并架设了电话，老虎沟俨然成为他的私人领地，戒备森严，凡人百姓不得进入。他的随员幕僚及“八大处”则仍驻扎在清油河。
1944年4月，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节节败退，日军很快便攻占了长沙、衡阳等10座城市，西南各省遂致危急。贵州方面的守军张发奎不断向蒋介石告急。11月，蒋在无将可调的情况下，便又启用赋闲在陕南的汤恩伯出山，任其为黔桂湘边区抗敌总司令。汤遂于11月上旬经大岭观、荆紫关、老河口，又乘船由长江巴东转抵重庆受命。12月初，独山县陷落，陪都重庆震动，国防部急调汤恩伯部孙元良的第29军，由四川入贵州解围。1945年3月汤旋被任为陆军第三方面军总司令，并兼任滇黔战区前线总指挥，率部参加桂柳追击战和湘西会战，收复独山和广西桂林等大片国土，中原败绩的耻辱方才被一床锦被暂时掩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