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年夏天，以北京的情况最糟糕。当时法国教士A.Gaubil（中文名“宋君荣”）正在北京，他在日后寄往巴黎的目击报告中写道：“北京的老人称，从未见过像1743年7月这样的高温”；“7月13 日以来炎热已难以忍受，而且许多穷人和胖人死去的景况引起了普遍的惊慌。这些人往往突然死去，尔后在路上、街道或室内被发现，许多基督徒为之祷告”。
当时北京总共热死多少人呢？宋君荣引用当时朝廷官员的统计称，“7月14日至25日，北京近郊和城内已有11400人死于炎热。”实际被热死的人数当不止这些，加上其他地区，死人之众可想而知。
史上最热夏天的温度到底有多高？根据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古气候研究室主任、气候变化研究首席专家张德二的研究换算，1743年7月20至25日下午的气温值，均高于40℃。其中以7月25日的温度值最高，达到了惊人的44.4℃。
这一极端高温纪录至今未被超过，民国三十一年（公元1942年）和公元1999年夏季，华北先后出现了两次极端高温纪录，分别为42.6℃、42.2℃，低乾隆八年2℃上下。
古人如何应对
极端高温天气
据统计，在公元1911年以前的1000年间，中国历史上典型的“炎夏”有19次。遇到如此极端高温天气咋办？宋人释子益的选择是，“北窗一枕黑甜余，细听松风杂流水”，这即是古人“战高温”的一种态度。当然，朝廷也会采取相应措施。虽然没有高温预警机制，但官府会让老百姓减少外出和劳作，给受灾人口补助，以帮助大家过夏天。如《宋史·真宗纪二》中记载，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六月，盛暑，减京城役工日课之半”。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皇帝赵恒（真宗）亲自下圣旨，在京城的打工者每天工作量减少一半。
在“热灾”发生时，有的朝代还会开展慈善和救济活动。如唐贞元十四年，朝廷便“出太仓粟赈贷”；在史上最热的乾隆八年夏天，乾隆皇帝曾命令有关官员采取救助措施，在北京的“街上和城门发放药物”，以减少中暑和死亡。
此外，过去迷信认为，出现极端天气是天神对人间君主的警示和惩罚。因此有的皇帝会检讨自己的施政过失。一是惩罚自己，减少饮食，即所谓“减膳”。如北魏正光三年（公元522年）六月“炎旱”，《魏书·天象志》记载，当时的皇帝元诩（孝明帝）便是“减膳”。二是“虑囚”，即复审牢里的囚犯，纠正冤假错案。《新唐书·高宗纪》记载，李治（高宗）当皇帝的乾封二年（公元667年）七月，天气特热又遇大旱，李治除了“减膳”，还“遣使虑囚”。
连皇帝都“检讨”了，如果主政官员在高温季节犯有过失或不作为，当然更要被问责。唐贞元十四年夏天，皇帝李适（德宗）曾将犯有渎职过失的长安市市长（京兆尹）韩皋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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