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洛日报 - 商洛之窗讯（朱轩堂 姚怀亮）(一)问题的提出
陕西省十大文化旅游景区之一的《商于古道文化旅游景区建设总体控制性规划》已通过省级评审，即将出台，而这条始于春秋战国时期、闻名于世的历史通道的起止点说法，迄今却仍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其道路始点在商洛(史称上洛或商邑)，史学家们普遍认同。而其道路终点，按照成书于清康熙四年的王廷伊《续修商志》所指的河南内乡七于铺或于村镇(史称于邑)，现在仍然没有找到。可能有些同志以为，此事并非兹体重大一类性质的问题，但对于古道项目将来建成之后务必向游客立牌公告的《商于古道文化旅游景区总体概况简介》来说，总是一件不可能绕得过去的事情。届时我们不可能让前来商洛探访了解春秋战国历史的中外游客，满怀求知欲望而来，却一头雾水满腹狐疑而去。所以，对于商于古道的起终点问题，政府主管部门应切实重视起来，认真地加以研究，并尽快派员进行实地走访、了解和田野考证，以形成最终的历史结论，也算是我们这一代人为古道文化的进一步勘定认知所应尽的一份历史责任。
前一段时间，市政协曾组织文史委部分委员，并邀请西安部分大专院校的专家，对商、丹、南三县沿线景点以及河南西峡、内乡和淅川进行了专题考察调研，寻找历史上的七于铺或于村镇。结果，大家既为考察收获颇丰而高兴，又为寻找七于镇无果而遗憾。之后，又有一热心此事的市决咨委老同志，利用探亲机会，自费赴河南的西峡、淅川和内乡一带去“寻找于村”，从获得资料初步判断：“现在内乡县桃溪镇彭家沟村于家沟或桃溪镇所在地西庙岗村，可能就是历史上商于古道的终点‘七于镇’或‘于村镇’”。此一消息在《商洛日报》刊出后，引起社会热议，我们既为这位老同志关心地方历史文化事业，虽未事先衔命而又热心勇行的探索精神大为感动，又为他的初步推论和判断意见缺乏翔实可靠的史料根据和地名沿革的得力佐证，以及于氏家乘谱牒或于氏先祖墓地碑石短碣照片资料而感到遗憾。但不管咋说，这种知难而行的探涉，应算是一次有益的考证和研究。
春秋战国时开辟的商于古道是逐水而行、践草成径的，这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有直接的关系，不可能完全与我们今天飞车畅行的312国道的路径走向完全吻合。它同唐代商州刺史李西华所开的避水碥道、明代商州知州郗元洪重修的“郗公路”等，路线大概也都不会重合。王维有诗云：“丹泉通虢略，白羽抵荆岑。”元稹亦有诗云：“我亦今年去，商山淅岸村。”王维诗中的白羽，即今西峡县城。荆岑，即荆山，在今湖北漳县之南，古代通襄阳之路。元稹诗中的“商山淅岸村”，是指他受贬到湖北江陵，沿商山到淅水之岸。淅水，为丹江最大支流。由此可见唐时由商于道赴襄阳、江陵一带只需沿淅水而行，亦不必绕行郦邑(即今内乡)，更可见商于古道的终点于村断不会出现在今312国道赴内乡的道路附近，它一定会在今淅川县境内的淅水岸边。
(二)“商于”之争由来已久
为了破解“商于”之谜，近来我们旷费时日，翻检了许多历史典籍、学术论文和一些史志资料，发现历史上对于“商于”一词的理解和认识本来就不是很统一的，在有的结点上分歧意见还是比较大的。
先看《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臧励和等编，1931年5月商务印书馆香港分馆初版，1982年11月重印)，其在“商于”条目下介绍说：“在河南淅川县西。战国时秦地。《史记·楚世家》：张仪谓楚王曰：‘今使使西取故秦所分楚商于之地方六百里。’[注]裴骃曰：‘地在南乡、丹水间，有商城在于中，故曰商于。’《通典》：‘今内乡县有于村，亦曰于中。即古商于地。’”前一种说法表明：(1)商于，在今河南淅川县西。与传统的“丹江中、下游一带”的习惯说法比较接近；(2)商于之地，方圆600里。是地域面积概念，不是“商”至“于”的里程长度概念。后一种说法是南朝史家裴骃为《史记》作注时提出来的，他说：商于在南乡和丹水之间，因为有一个商城在于中，所以将这一地方叫商于。查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知：(1)南乡，为后汉置县，为侯国。三国曹魏置南乡郡，晋废。故城在今淅川县东南。王廷伊《续修商志》卷一古迹亦载：“南乡故城，濒丹水之阴，系晋兴宁末上洛太守王靡之改筑。城北半据水中，左右夹溪，春夏水涨望若孤舟。”说明公元363—365年间(东晋哀帝司马丕时)南乡郡属上洛管辖。(2)丹水，古鄀国之地。秦置丹水县，唐省。故城在今河南淅川县丹水之阳。又翻检《中国市县大辞典》(中共中央党校1991年8月出版，主编阎崇年)所列“淅川县”条目，知：“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置丹水、中乡二县；西汉置析、丹水、顺阳三县；东汉建安十九年(214)置南乡郡，下辖丹水、南乡二县和顺阳侯国；西魏置顺阳、丹川、秀川、析阳等四郡，下辖淅川、丹水等十五县；北周置南乡郡，下辖淅川、丹水、顺阳三县，后屡兴屡废；明成化六年(1470)复置淅川县。”可知丹水县设置时间长达300余年(秦—北周)，历史比较悠久。看来，王廷伊《续修商志》所载：“丹水县：西汉名。汉纪：‘王陵起兵丹水应汉’，即此。今山阳竹林关。”应为错记。裴骃所说的商于，夹在南乡、丹水二个旧县之间，它绝对不可能有600平方里这样大的地方。二县之间有商城和于中这样的村邑，也可能是事实。笔者曾见过一份历史地图，就将“商于驿”标在这儿，而且列在陕西的“富水驿”和河南的“临湍驿”之间，也符合“于村”应该处在的位置。裴骃之所以如此注释，似太过相信忒小地理名称的真实，而罔顾历史视野的宏观和博大。
再看《辞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关于“商于(于)”的介绍：“古地区名。又名于(于)中。在今河南淅川县西南。公元前313年秦国遣张仪诱使楚怀王与齐国绝交，诈以割让商于(于)之地六百里，即此。或以为商于(于)系指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于(于)(今河南西峡县地)两邑及两邑间的地区，即今丹江中、下游一带。”前者说法完全是裴骃观点的翻版，将地域宽阔的600里商于硬要塞进小小的“于中”村。后一种说法，大的概念是正确的，但“于(于)邑”绝不是今河南西峡县地。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历史上内乡、西峡和淅川三县的县制沿革交叉撤并、交集过多过濒，以致产生今日之歧见。西魏大统年间，于今西峡县境设立内乡县。金哀宗正大三年(1226)内乡县治所由西峡口迁至今内乡县域所在地的渚阳镇。明代成化六年(1470)在内乡之西部置淅川县，清袭之。1949年又将内乡西北部划出，新置西峡县。春秋时，今西峡、淅川二县地统称为“析”。是故西峡县在迄今的许多县域古迹简介中，仍然将丹水故城、于邑故城、析邑故城、北郦故城等尽收入西峡县的囊中。另外，《辞海》说商于系指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于(今河南西峡县地)两邑及两邑间的地区，这种说法更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