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河南的同志用丹水县、析邑、析县、三户城、商密5个古城遗址确定下来的地理位置，来最后推定于村的具体位置，可信度应当是比较高的。
(四)侯甬坚：商鞅所封十五邑应以商邑为中心，并不存在一个于邑
学术界的研讨、争论历来是极正常不过的事情，但有时候往往会出现反复，旧日的论证结论可能又会被重新拉回原点，再起新的风波。“于邑”有无的问题，就是一个案例。
侯甬坚先生是陕西师范大学的历史教授，他自攻读硕士研究生时，就开始悉心研究商洛通道的历史文化，着有《丹江通道述论》、《商洛道的历史发展历程》等历史著述。他在《论唐以前武关的地理位置》一文中，大胆提出了“于商十五邑是指以商为首的十五邑，并不存一个于邑”的新观点。因为当时我们大家都在市县忙于修编新地方志书，对于商洛通道的磅礴历史尚涉猎无多，所以对于侯先生提出的观点基本没有回应，当然也没有引起争论，因而将这一存在严重分歧的问题延迟至今。
侯先生的观点是，“秦孝公时卫鞅受封于商十五邑，与楚国直接对垒。一般认为，商邑位于商州，于商地处内乡县西面。于邑果真在今内乡一带，战国时武关就不可能在今武关位置上，因为于邑不可能悬置在边关之外。依据春秋战国时代的形势，秦楚间屡起衅端，楚国一再加强析邑边防力量，秦国并无在丹江下游设立于邑的条件。因为：(1)析邑为楚人所有，秦人在析邑偏东设立于邑，置重臣商鞅于虎口，于事于理难以讲通；(2)秦国设商塞，武关于两国接壤地带，不可能将于邑隔在关外；(3)在商鞅南逃过程中，文献资料仅提到边关(即武关)和商邑，而未提于邑，于邑在其它场合亦未单独出现。”
在提出上述观点的同时，侯先生又进一步阐述了他自己对“于商十邑”的基本认识及历史解释。他在文章里这样写到，“《战国策》第三卷里说：‘卫鞅亡魏入秦，孝公以为相，封之于商，号为商君’；《水经注》浊章水篇，引《竹书纪年》：‘秦封卫鞅邬商，改名为商’。这两处均单作‘商’，而不作于商，又改邬为商，均可注意。《史记·商君列传》所说‘商于之地方六百里’，《越世家》作‘商于、析、郦，宗胡之地’，《战国纵横家书》作‘秦将不出商于(于)’等等，地名用字前后变换使用，战国时代的商于似为一个地方，单作商字的记载即可为证。改邬为商当是商于或于商一词的来源(本文作者插注：西汉末，当邓晔、于匡起兵时，析宰曾统率数千士兵驻守在邬亭这个地方，以拱卫武关。侯先生认为，根据邓晔、于匡部队的行军路线，邬亭当建在今西峡县西坪镇或商南县富水镇那样的河川平地之上)。陈逢衡先生在《竹书纪年集证》里认为：‘于读为乌，当即邬邑，旧名止邬，今改曰商，故谓之商于。’虽然邬改成商，但人们一时不能习惯，在使用中有单称商的，也有商或于商连称的”。总之，上述侯文是一篇引据高出、前堵后防、论述十分缜密的宏文大论，就这样便将商于古道上的一处重要结点地——于邑轻易地否定掉了，断然地判其为“不存在”。
当然，我们如今审视侯先生提出的这一论断，应该注意到他立论的目的纯粹是为唐代以前的武关地理位置划地设牢的。不否定武关之外的于村，指实今天的武关即唐以前的武关的观点就不可能立起来。而他提出的三个理由却不符合春秋时的秦楚形势。楚熊渠逐渐强大始称王之际，都敢冒天下之大不韪，撇开天下共主的周王朝，擅自攻打庸国，并且分封自己的三个儿子于“江上楚蛮之地”的勾亶、鄂和越章(当然事后又惧于列国舆论压力，悄然撤去封号)。为何战国时候已有“虎狼之国”凶猛称号的秦国，就不敢在商鞅打败赵国、吞并河西之地之后，荣膺重封，将他的封地越过武关，跨入楚地的于邑呢？秦孝公当时置商鞅封地于秦楚交接错壤之地，目的就是要将“商于之地”当作觊觎楚国的前哨阵地。不然，孝公怎能舍得将他所喜爱的重臣食邑安排在关中之外，鄙在秦岭山中的郊野地方呢？商鞅当时已权倾朝野，功高盖世，却也乐于接受这一封邑，为什么呢？显而易见，他们君臣当时对这个封邑安排应该是有一定深意和企图的，纯粹是一种莫与外人所道的战略默契。